民族融合在藏羌家谱中的体现

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护编务院院长降洛堪布(中)带领王鹤鸣（右一）等参观院内收藏的藏文古籍。均王洪治摄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家族修家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习俗。

由55个少数民族创造的少数民族家谱，数量可观、类别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少数民族家谱总目》收录的42个少数民族10231种家谱中，哈尼族（3620种）、满族（2111种）、彝族（1473种）数量尤为突出，位居前三。

“汶川县图书馆收藏的藏族家谱《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的发现是零的突破，令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少数民族家谱专家王鹤鸣接受采访时，兴奋地告诉记者，加上最新探访到的藏族石碑家谱《三江刘氏百代兴隆碑》，以及汶川县图书馆工作人员沈铭珠的藏族口传字辈，应该说，足以在《中国少数民族家谱总目》统计方面有所增补。

继辽宁、内蒙、云南等地之后，不久前的家谱探访主要集中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针对藏族、羌族两个少数民族的口传家谱、碑谱以及书本家谱等展开。

王鹤鸣说，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境内的哈尼族、彝族、纳西族、佤族等口传家谱，以连名家谱居多，这与少数民族居住环境交通相对闭塞，与外界沟通不畅有关。而在四川境内，藏族、羌族口传家谱都有字辈排行且沿用至今，说明其受汉族文化影响颇深。另一方面，藏族、羌族和汉族早有通婚，从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十分频繁。

乾隆五十七年（1792），瓦寺地区（今四川阿坝州）的藏族土司千总刘正祥率领藏族士兵，随清朝名将富察·福康安出征西藏，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同年，刘正祥阵亡。清军“六战六捷，杀敌四千，收复后藏”，并乘胜打过喜马拉雅山，兵临加德满都城下，廓尔喀国王不得不求和，表示永不入藏。平定廓尔喀成为乾隆“十全武功”中最后一役。

“打仗死了好多人，许多藏族士兵都为国牺牲了，刘正祥也死了。当时，西藏那边地形复杂，尸体带不出来，所以战友就把刘正祥的辫子割下来带回家乡。”汶川县三江乡村民周茂海 （藏族）讲起自家责任地里的 “宝贝石碑”，很有话说： “辫子坟就在麻柳湾村，刘正祥的墓碑保存在汶川博物馆，我地里石碑刻的是他的家谱。”

藏族土司是国家公务员？

藏族家谱《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

这块“长”在萝卜地里的碑谱，全名为“三江刘氏百代兴隆碑”。石碑西靠山、东面水，周身没有繁复花纹，也没有碑帽，顶部布满青苔。左右两柱刻着一副对联，上联“前裕后承，宗祧同乾坤悠久”，下联“左昭右穆，伦序并日月光明”。因年代久远，有的碑文已模糊不可辨，但从碑刻拓片中可以明确，石碑正中央用大字书写“本音刘氏门中历代先祖昭穆宗亲之墓百代兴隆”，周围则用小字写下家族源流与世系，落款是“大清嘉庆八年岁次癸亥又二月十四日立”。

大体推断，这块碑谱记载了远祖、始祖、高祖、祖爷、伯（应为父辈）、长兄（应为同辈）、（儿）、孙等八世左右的世系。别看这块石碑所刻均为汉字，但大部分名字都是少数民族人名音译，比如“始祖适木志、氏玛格姐”，其子“高祖么子、氏玛格姐”，以及伯辈“福保受、氏余木姐”，长兄辈“张命保、氏余木姐”。不知是妻子们恰巧同名，还是继承了少数民族父死娶母的遗风。

值得一提的是，石碑两侧还有一副“现代化”的对联，正书的“三江水浇灌良田”和倒写的“造福桥横跨两岸”，令人费解。

现年79岁的周茂海解释说，以前，石碑上方有个悬山式碑帽，旁边还有株香樟树。1958年，树被砍了，悬山式碑帽被砸烂，两边的石柱被拉去做新建的造福桥桥碑。当时，三江农场干部在石条无字的一侧新题了对联“三江水浇灌良田，造福桥横跨两岸”。后有专家提出，石碑和石条都是文物，住在照壁村五组的刘氏后人刘映红，就召集族人将两块石条迁回原处。拼回去时，“造福桥”一侧文字就颠倒了。

“长”在萝卜地里的藏族“三江刘氏百代兴隆碑”。

现在，村里还有刘氏后代十几户。一家叫刘万江，是刘映红的儿子，现住照壁村五组；一家叫刘邦清（女），现住照壁村三组。

告别碑谱，在汶川县图书馆，记者见到了馆藏1945年出版的书本式藏族家谱《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祝世德编著）。时任汶川县县长祝实明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瓦寺土司对国家的义务有四种，即服兵役、纳粮、服工役、服公务。而国家对瓦寺土司的赏赐，包括“特授宣慰使司职衔”“赏给二品顶戴”以及赐姓“索诺木”等等。

乾隆五十五年（1790）赐十九世瓦寺土司姓“索诺木”，此后，瓦寺土司姓名第一字均冠以“索”字：索诺木荣宗——索衍传——索世蕃——索代兴——索代赓——索观沄——索国光。除索代兴（二十二世）与索代赓（二十三世）为兄弟传承外，其余各世均为父子传承。

汶川的瓦寺土司，祖籍西藏前藏乌斯地区，其先祖雍中罗洛思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受朝廷调遣，率领3000多部众前往汶川平乱，后奉诏留驻，受封宣慰使司，为当地最高地位的土司。雍中罗洛思即为汶川瓦寺土司始迁一世祖，传承至二十五世索国光共500年，平均一世任土司的时间约为20年。

王鹤鸣感慨，《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是一部重要的谱书。除了世系表，从书中能发现土司方面的许多史料，比如，每任土司奉调出师平乱的经过，以十五世土司曲翊伸为例，其功勋包括百花滩之役、成都之役、雅州之役、威州之役等等，这些都显示出瓦寺土司为巩固清代西南边陲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附录中的差役碑、组织系统表、瓦寺土司与理番粮案之文献等等，也是罕见的一手资料。”

凑巧的是，汶川县图书馆工作人员沈铭珠也是藏族人，还会背诵口传字辈。沈铭珠老家在阿坝州金川县，始迁祖沈国俊由湖北麻城迁至金川。

沈家在金川定居后，一直流传着20字的字辈谱。沈铭珠15岁时，父亲就教她背字辈：“国登玉发正，金文怀慧铭。众诚孝义重，云祖传世坤。”传到她，正好是第十世。沈铭珠说，虽然现在自己和兄弟们还年轻，暂时没有小孩，但仍愿意遵从祖先遗志，按字辈给未来子女取名。

羌族竟有两姓同源家谱？

《董氏宗谱·郭主簿支系续谱》

在盘桓山路间兜兜转转2个多小时，王鹤鸣一行总算找到了威州镇茨里沟村的羌族毛氏碑谱。

石碑立在一块青石板上，门楣刻有“龙蟠凤穴”四字，其上有石质单檐歇山顶。石碑两侧有形制各异的云纹与花雕，并书一副对联——上联“瑞霭牛眠，簪缨继世”，下联“祥钟马鬣，孝友承宗”。正中央用大字书写“始祖毛公，讳守勋大人、张氏孺人神道”，四周则用小字书写家谱至十二世。落款为“大清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仲冬月上浣日□□房族人等同立。”

说是羌族家谱，但从碑刻拓片中却能发现汉族文化的端倪。比如，从第七世起，毛氏每一代后辈都按字辈排行命名，碑上还专门标注了家族中的文生与武生（即文秀才、武秀才）。又比如，序言中自述，毛氏迁自麻城孝感，追认战国时代的毛焦（应为茅焦，秦始皇时期的“亢直之士”）为远祖，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

现年76岁的毛运富是毛氏后人，他记得完整的字辈排行是“守举明鸿锦，元启万世本，泰运庆昌隆，安邦思治国”。老人说，毛氏家族原有许多石碑家谱，也有书本家谱，后在“文革”中遇毁，只余这最后一方“万山碑”。

“每年清明，几十家毛氏族人都会来‘万山碑’祭祖。如今，大家还按字辈来命名，现已传到‘安’字辈。”毛运福欣慰地说。

走访发现，字辈排行在羌族十分普遍。在被誉为“东方古堡”的阿坝州理县桃坪羌寨，77岁的非遗传承人王嘉俊捧出自己保存多年的手抄本家谱。这本“宣统三年秋七月中浣日立”的《王氏族派》里，王氏的字辈排行写了八世——有奇永久清开步昌。王嘉俊解释，这是因为王家有“反清复明”思想，字辈排行只可言传、不可刻碑。即使是文本记录，也只能写已使用的字辈，以免完整的字辈被发现。其实，完整的字辈排行是：“有奇永久清开步，昌维克绍国崇文。应守玉德传世庆，俊杰锡培唤汉民”。

阿坝州理县桃坪羌寨被誉为“东方古堡”。

“我本来是‘昌’字辈，但父亲一生坎坷，前面的哥哥们都早夭，所以觉得‘昌字不昌’，把我改了‘嘉’字。”王嘉俊告诉记者，一世祖王有林也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由麻城孝感迁移到成都郫县三道堰镇开荒。后几经迁徙，最终定居桃坪羌寨。

与手抄本的《王氏族派》不同，在汶川县城，记者见到了打印本的《董氏宗谱——郭主簿支系续谱》，这是一本董、郭两姓同源谱，谱中既可以看到董某某的名字，也可以看到郭某某的名字。

70岁的董加福（羌族）介绍说，他家原籍山西太原，一世祖鸣喧是董家人，也是郭氏义子，故叫郭鸣喧。明代，郭鸣喧犯罪充军发配至阿坝州，后迁至汶川县郭主簿（现有地名郭竹铺）。当地，郭氏族人甚多，祖上出过一个主簿，故改地名为郭主簿。郭鸣喧的后人有些改归董姓、有些仍然姓郭，各有发展。2011年汶川大地震，董氏家族被迫迁坟，为了不忘祖源，合族同修了这本《支系续谱》。

“修谱的时候才知道，我和汶川县图书馆的郭健是同宗兄妹呢！”董加福乐呵呵地说。

85岁师父收70岁徒弟？

宣统三年秋七月中浣日立的《王氏族派》

在“西羌第一村”汶川绵虒镇羌锋村，85岁的村民王治升是羌族祭师（羌族称“释比”）。“释比”是羌族文化集大成者，会唱经、敲羌族大鼓，兼有算卦、治病等技能，其最重要的职责是主持羌历新年。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清晨，所有羌族男性都需前往祭祀地神树林，许愿还愿、迎接新年。“释比”主持仪式，唱经击鼓，经文内容主要是羌族神话史。

“释比”家也有字辈排行：“成礼秦三，洪光俊廷，治国齐家，修身正义。”王治升的孙子王小荣告诉记者，始迁祖名讳已失。相传，二世祖“成”字辈两兄弟是从都江堰迁来阿坝州，一个留在汶川，一个留在马尔康。“汶川一支出了个‘王光弟’是清朝武将。我家还有御赐的朝服和圣旨、牌匾，牌匾上有‘捷步圆桥’四个大字。”王小荣记忆犹新地说，不过，后来，朝服被盗墓贼偷走、圣旨被烧毁、牌匾在地震中毁坏丢弃。“国家都现代化了，我的名字也不按字辈取了。”

汶川县茨里沟村，刻有羌族家谱的石碑立于一方青石板上。

记者注意到，在王家沙发后面的白墙上置有供奉家神的神龛，神龛左右延伸出两个平台，各有四个神位，包括女保护神、男保护神、儿童保护神、牲畜保护神等等。神龛下方放有火塘，按当地习俗，已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省亲要带大肉包，并到火塘前祭祖。

红白神位中，有个神位插着鸡毛。王小荣解释道：“一般人家插鸡毛是供奉手艺之神，但我们家插鸡毛是因为爷爷是‘释比’。”以前，汶川县还有三位“释比”轮流唱经，唱到新年第二天早上也唱不完。现在，仅剩爷爷一人。

“释比”文化传承，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耄耋之年的王治升只得试图教授70多岁的侄子汪清福学习……

专家视点

保护少数民族实物家谱任重道远

王小荣（左二）向大家介绍自家家谱和羌族“释比”。

字辈排行，又称字行、派行、行第、世次行列等，是记载家族世系人名、区别家族成员辈分的用语。千家万户的字辈排行内容异常丰富，不仅成为我国家谱的重要内容，而且构成中国姓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次，在少数民族家谱的寻访过程中，藏族、羌族家谱都出现了字辈排行，与汉族家谱十分接近。

对此，都江堰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民俗学家蒋永志分析，历史上，羌族之所以普遍保存口传字辈的习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受汉文化的影响。自唐以降，汉文化就影响着四川地区；明清以来，四川更是汉族、羌族交融之地，汉族家谱文化直接影响到每户羌族人家；二是历史上，羌族人民多遭战乱。一个家族往往四散各处或分居山上山下，依靠口传字辈能加强家族成员的联系；三是羌族有羌语、无羌文。很多不识字的羌族人只能通过“口传”字辈的方式来团结族人。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少数民族家谱专家王鹤鸣也认为，生活在四川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与生活在云南的少数民族类似，需通过口传家谱的方式来增强族人联系，以保持家族团结和血脉延续。

另一方面，历史上“湖广填四川”在客观上促成当地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吸收汉族字辈排行的习俗，并将之保存、传承下来。明清时期，中国发生了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尤以从清康熙十年（1671）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移民规模最大，历时105年。入川后，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渐深厚。

“这次，藏族沈铭珠家、羌族毛运富家，不仅有字辈排行，而且会继续用，很不容易。”王鹤鸣补充说，在桃坪羌寨，遇到一个村民周育琴，她家也有字辈排行——“兴文朝廷，国正典明，礼育世代，荣华富贵”。不过，她幼年丧父，因经济条件所迫，拜了干妈，干妈把“育琴”改成“琼花”。“虽说她的儿子、孙子幼时也是按字辈取名，但入学后，老师又给改了名。”在汉族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字辈排行渐渐销声匿迹。

除了汉文的少数民族家谱，记者还获悉，四川省藏文古籍搜集保护编务院内，有一部萨迦派传人的世系家谱，记载了该家族从8世纪到15世纪的历史。当时的作者是第二十七世，生于1597年，在他之后还有续写。该书称得上藏族较为齐全、规模宏大的藏文家谱。

阿坝州地名办主任、宗教局原局长李茂（藏族）认为，藏族普通百姓一般没有家谱，但宗派领袖、藏族土司会有。比如，《嘉绒藏族史志》就有嘉绒地区（今阿坝州）十八土司的家谱，“瓦寺土司的家谱《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也是一例”。

“我觉得，藏族、羌族的族属是相对的。其实，在四川生活的汉族、藏族、羌族一直在演进变化中。比如在黑水县，有的人生活习惯70%与羌族相同，但当地以嘉绒藏族为主，故只能说自己是嘉绒藏族。”李茂说，这些也都是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力证明。

王鹤鸣提出，有别于汉族，少数民族保存了许多原始形态的家谱资源，比如，黑水县色尔古藏寨的藏民创造了在门楣悬挂“猪下颌骨”的方式来祭祀祖先、传承世系的文化习俗。“这种独特的‘猪下颌骨’家谱，为中国原始实物家谱增添了新品种。之前，在满族探访，还发现有‘子孙绳’家谱。但是，这些原生态的家谱当今面临失传消亡的危险，就像‘释比’这样的少数民族祭司也越来越少。如何抢救和发掘藏在高山深壑里的实物家谱和口传家谱，把传家宝传下去，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本报记者 付鑫鑫

编辑：王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