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中国玉器，历经朝代更迭，代代相传。其发展经历了祭祀祈福的阶段、权利富贵象征的阶段，最后走进千家万户。中国是世界上的产玉大国，因玉代表着美丽、富足和永恒，历来被国人所喜爱。中国人对玉的喜爱与崇拜，促成了玉器艺术在中国的早熟与巨大成就。在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史上，玉器艺术一直是一个奇葩，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玉，也称玉石，在矿物学上分软玉和硬玉两大类。软玉硬度较低，适合雕琢，制成的玉器丰富多样，颜色有乳白、淡黄、淡绿、墨绿几种。硬玉又称翡翠，此名称相传来自鸟名，这种鸟的羽毛颜色鲜艳，雄鸟的羽毛星红色，名翡鸟;雌鸟的羽毛呈绿色，名翠鸟，合称“翡翠”。我国的玉矿分布广泛，蕴量丰富。昆仑山——祁连山、 东北——内蒙、 秦岭——天山阿尔泰山、阴山、喜马拉雅山及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玉石资源的主要成矿带。

玉器是一种物质，但它的主体归根结底仍属于艺术创造，属于精神财富。自玉器问世以后，它就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有着8000年的用玉历史，3000年的玉器研究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都根植于此。玉文化本身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内涵丰富而又深厚的礼玉文化，始终贯穿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

早在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业已出现随葬铲、斧、刀等石质生产工具，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绿松石小型饰物和玉兵器等。在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地中，曾发现24件斧、铲、锛、凿、镞等形制的玉器，淅川下王岗遗址也出土了少量仰韶文化的玉环和玉石坠饰。这些玉器种类较杂，且与石质生产工具共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上，很可能只是把玉器作为较精美耐用的生产工具看待，并未赋予其特别含义。

新石器时期，玉璇玑是这一时期龙山文化典型的玉器，此类玉器有何用途，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璇玑一词初见于《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成了人们猜测“璇玑”功用的一种依据。据《赏玉与琢玉》一书载:“璇玑:器形如壁，外形等距顺向外出3个、4个或6个尖角

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玉器艺术的成长期，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首先是神权和礼仪特征，玉器在品种、数量、使用范围上更加丰富，在祭祀、丧葬和礼仪的运用上更加规范。其次是商周时期生活实用玉器大量涌现，开拓了实用玉器的先河。再次装饰器是商周玉器的大宗，这些装饰品既有美观作用，有些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夏商周充分的继承了原始时代的成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于人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的提升，因此玉器的创作手法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改革。在玉器制作过程中，夏商周由于对于人类社会的崇拜，在玉器制作底部尽可能地夸大局部。这个时候的玉器特点不要求形状非常类似，而是希望以一种类似于国画写意的手法突出玉器创作的神韵。

在玉器制作的过程中，人们在此时表达的是一种更加真实和天然的玉器创作手法，也就是说主张以时代风格的崇尚自然、突出古朴和反馈物体的真实,采用流畅婉转的韵律感，在三代的玉器制作过程中，采用更加具有观赏性的和装饰性的玉器设计特点，采用象征主义手法的特征，希望能够自然界纯真美感的特征。经过对于玉器的打造出协调统一的玉器制作风格。

商代的玉器创作技艺有了更加明显的发展,，在对于玉器线条的勾勒和勾器的雕刻方法学习和提升过程中，人们开始研究丰富的几何学知识，这个时期的手工艺工匠希望能够利用更加流畅的线条来体现玉器雕刻的美感具备厚重典雅的雕刻风格，比如说后代流传千年的玉器阴线纹工艺技法玉器阴线纹工艺技法，这后期精雕勾勒法的设计前身，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服务的一种玉器创作手法和艺术特征的典型发展。

周王朝是当时集玉器创作的大成，结合了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习俗，即祭祀活动，古代周王朝的玉器创作在这个时候相关的礼仪发展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周礼》中这样说道:“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六器:即“鑒、琮、圭、璋、琥、璜”。“璧”为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琮"为外边八角，中间圆形的玉;“圭"为长条形，上尖下方，亦有平头的玉璋为形状如圭，两头带尖，或有上端斜边的玉“琥"为弧形，雕成虎形的玉,“璜"则为弧形，一般雕成龙形、鱼形的玉。古人的方位顺序为天、地、东、南、西、北，所以《周礼》中这样规定:“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过去，春秋战国常被人并列提及，但这是两个有时间差异的时期，表现在玉作上，当然有工艺、纹饰差异。早期为阴线双钩细虺龙纹,稍后隐地浮起,为夹杂粗扭丝纹的宽线虺龙纹。再后虺龙纹缩化,隐藏衍变为以云纹、谷纹细小扭丝纹相杂的抽象虺龙纹，只具其意而失形最后甚至意也消失了。这时的纹饰还有云纹、谷纹.鳞纹、绚索纹、扭丝纹等。

春秋玉器早期有一些圆雕作品，但整个时代以片状器为多，早期多单面饰，晚期以双面饰为大宗。

这一时期玉器作为天子分封诸侯的信物，象征着册封给予其统治某一地盘的合法政治权利，天子同时向被册封的诸侯颁发瑞信玉圭，还包括其他玉器等，另外,诸侯国君也给本国乃至他国卿大夫赐命，其所赏赐的信物也包括玉器(命圭除外)。如齐灵公多次侵鲁，鲁襄公十八年，晋率诸侯伐齐。次年春，诸侯联军回到沂水，在督扬结盟曰“大毋侵小”。襄公设享礼招待晋六卿，并赐之三命之服，“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儒家兴起，儒家提倡君子如玉。在儒学重视美玉的背后，不难发现，儒学有意赋予美玉以深刻的内涵，特别是孔子关于玉有德的论述，更是将儒学与美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儒学借玉器为载体，实现了完美的阐述与道德说教。由此，玉器成为儒家思想传承的介体，更成为儒学道德说教的完美利器。另一方面，玉器传承儒学的同时，自身也得以良好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自春秋后皆得以迅猛地发展。此外,儒学与玉器的联姻，寄予了玉器以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气息,使得玉器成为君子之美德的象征，其意蕴亦变得十分丰富。

因此，儒学的兴衰紧密地影响着玉器的发展。实际上，通过儒家思想的重塑，玉器已经脱离了祭祀崇拜的神秘象征，成为人格化了的圣物。由此，“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器在儒学的推崇之下成为社会之人争相佩戴、 拥有的对象。可以说,儒学对玉器寄予了深刻的精神意蕴，儒学对玉器的选择，因其美质，稀有，意蕴深厚。

玉器对儒学的传承，有其思想深邃，温文尔雅。孔子之后，儒学在诸多先贤的阐释与推动之下,得以长足发展，特别是西汉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得到了汉帝国执政者的推崇，上升为国家的政治哲学。

东汉末,由于玄学的兴起及统治者对儒的冷淡使其发展得以抑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则呈现了全面衰退的局面，受其影响，玉器的发展也变得缓慢。

魏晋南北朝，随着儒学的衰退，玉器的质与量亦呈现衰落的势态，究其原因则不难发现，首先,玄学的兴起，在用玉理念上严重的打击了儒学的鼓吹。玄学主张空谈性灵，诉求飘逸人生,儒学的循规蹈矩在它们看来似乎是一种迂腐。玄学对儒学的挑战与打击，导致了儒学的衰退，同时，在用于理念上,玄学“无”的理念直接影响着玉器的发展。其次，封建王权执政者对儒学的淡化，且禁止玉葬的颁布，也是其主要原因。最后,佛教与道教的兴起，呈现出与儒学相争之态，亦影响了玉器的发展。特别是道教信奉老庄之学,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玉器恰恰在此时被人们视为盘中餐，食玉成为一时之风气。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战乱动荡不安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取而代之的唐代迎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也空前繁荣，对外交流在这个时期也逐渐频繁起来。唐朝，尤其是盛唐时期，那种包容万物的气势，不仅铸造了灿烂辉煌、举世瞩目的唐文化，而且单从玉器的角度来看，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唐代玉器是在魏晋南北朝玉器大衰落和隋代时略有发展并有一定复苏和变化后开始的。由于唐帝国大统一、经济从复兴至昌盛、东西文化密切往来等原因，它除所用玉料和制作方法与战国秦汉相似外，其他方面则面目全非，其变化之大就如同一个重病人作彻底的脱胎换骨式的治疗一样，不仅保全了性命，而且焕发了青春。

唐代玉器的品种式样几乎是全新的，即使名称仍如前期，但形式也是各不相同，作用也较单纯,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汉魏时期曾有回光返照的礼器和盛极一时的葬玉几已消失。所见者主要有作佩饰用的玉簪(或玉簪头)，玉梳(或玉梳背)，玉镯、玉带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实用的玉杯等实用器具。

中国玉器发展至宋代又进入了一个灿烂的阶段。它以中国传统纹饰和自然写实为主，更加细致地观察生活，捕捉生活中美的情趣，描写生活中美的动态。此时的艺术作品，没有过分的矫揉造作，比较接近现实。同时也比较讲究细腻纯洁、意境高雅的文人格调，给人一种清新舒畅、自然恬静的含蓄美。摆脱了礼制的束缚，完成了向世俗化、生活日用化的转型，与当时的绘画、雕塑工艺同步发展。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两宋玉器制作规模扩大，在皇宫里设制玉作所，民间出现大量玉器作坊(卖金银器、玉器等纯粹装饰用品)，使玉器从官廷内院走入民间。宋代玉礼器大减，雕刻玉器以人为本，以人为用。玩味盛浓，民俗味道增加，工艺写实，贴近自然。宋代肖生玉中禽鸟、鱼、走兽，种类繁多，比较善用动植物组合在一起，相互衬托的图案。如动物口多是衔灵芝瑞草，飞禽游戏于池塘、花间。鱼类、走善类也常用水藻、荷叶、花、山石、树木等场景点缀。这些品种，看来都是经过-番思考后再依理施工的，所以器物雕琢没有半点粗制滥造的迹象。

玉器发展到金元时期，题材与风格均发生了明显的创新与转变。在继承宋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较多的融入了本民族生活与文化的典型特征，体现了中原传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相互渗透，反映了金元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与传承、发扬，以及民族融合与一统。

金元玉器在题材上除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常用题材外，较多的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和宗教信仰;在风格上，既强化了北方民族粗犷豪迈、自由奔放的鲜明特征外，亦不失中原传统文化的细腻典雅和精致唯美。

元代玉器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变化不甚明显。但与宋代玉器纤细秀丽的风格迥然不同，元代玉器比较讲究作品的气韵和粗放性，不求具体描绘，不讲究细部的刻画，颇具元人健壮豪迈的气魄。元代墓葬出土玉器相对较少，传世玉器相对较多，部分继承了辽金玉器的内容风格和题材，依然崇尚富有野味的图纹意趣，器型主要有桃形杯，玉带钩、玉佩饰、玉带板、玉押印、玉瓶等。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文化发展更加趋于保守。而明清代文人处于自愿或被迫的学术追求和丰富多姿的文化情趣，文人更是把国破家亡的哀思和悲愤行于作品中。文人们面对历史的兴亡交替，心中交织着一种破败感、失落感、忧患感。

随着清朝的政权逐渐稳固，清政府采取了尊儒重文、挟以武力的文化政策，强化了士儒的思想钳制，严密控制学校、文人的思想，不惜滥杀无辜，强制推行一套极端专制的文教政策。

因此明清时期的玉器较为注重技巧，而非神韵。玉器发展已经从五代十国、宋、元时期讲究神韵，有一定的迷信思想体现，转变到精雕细琢、以材定型，以型喻美，通过玉器材料的特点来追求玉的特有之美，体现吉祥如意，如清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的翡翠西瓜，就是从选材入手，突出玉器的创意，借助玉石材质的特点呈现出栩栩如生的西瓜。

慈禧之所以喜爱翡翠西瓜。一方面是其材质的精妙绝伦，另一方面翡翠西瓜放在室内也呈现出一种吉祥如意的意境，试想那个时代冬天是不会有西瓜的，在慈禧的居室内放上栩栩如生的翡翠西瓜，给人是一种清新典雅和富贵吉祥的感觉。

因此，中国古代玉石文化发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玉文化也有一定的特征表现，这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玉的人格化以及君子如玉。

中国古代士大夫一直有佩玉的传统习惯，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将玉看做是君子的象征。着主要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一直将玉比作君子，认为君子应当和洁白无瑕的美玉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绝世而独立，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都保持自己纯净的品质。《孔子家语》 中也讲到:“子贡问孔子日: ‘敢问君 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多欤?’孔子说：

第一，玉，质地温润，可叹之“仁"。第二，不易折断，可赞之“义"。第三，佩挂起来整齐肃然，可悦之“礼。第四，敲击时声音舒扬致远，可谓之“乐"。第五，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可服其“忠"。君子皆珍爱之，可谓之“道"。这些美德皆是君子准则，也揭示了玉器与其相符的原因。

第二，玉器等级化，成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同时，玉器礼仪化，作为国家礼化功用的体现 。

春秋战国，各个阶层等级森严，绝不可以僭越，佩玉分等级而来。到唐宋时代，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和品级的人物才能佩戴玉器，而到了明清时代，则只有亲王和一品大员才可佩玉。这里，我们又可以知道，对玉器的佩戴和限制是随着君权专制的加强而逐步垄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阶层相应佩玉，到唐宋时期的高官佩玉，再到明清时期的亲王大员对佩玉权利的垄断，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君权专制的逐步强化到最后的乾纲独断。

因此，玉器也由最初君子的象征而逐步变为权利和身份贵贱的象征。从侧面我们也可以知道，统治阶级抬高玉的地位也反映出儒家的地位逐步升高，汉代汉武帝排除其他，独尊儒术，儒家的地位较之前有很大的提高，南宋朱嘉将《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其作注，从此儒家的地位更是达到高峰，此举影响了明清两代近六百年之久。也正是因为儒家地位大幅度提高，所以作为儒家文化符号代表的玉，也自然逐步变为少数上层贵族的垄断。

第三，玉器世俗化，是吉祥的象征。

除了在统治集团内部，玉器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大，人们把玉看成是至尊之物，比如在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中，统领天下的各路神仙和首领的名字，很多都被冠以“玉”。诸如“玉皇”、“玉帝”等。

“玉必有意、意必吉祥”，随着玉器文化的大众化，玉器渐浙融入了民间的生活和习俗。商周时只有贵族佩戴玉饰，取平安吉祥之意，待传至民间，老百姓赋予了玉器更多的内涵。汉唐以来，玉作为配饰物已成风气，而且更加形状多样,精致兼轻巧，并雕有各种吉语,如明代玉佩上常刻文“龙凤星祥”、“喜报三元”、“三洋开泰"、“喜上眉梢”、“马上封侯”、“官上加官”、“长命百岁”、“松鹤延年”、“鱼跃龙门”、“福寿双全”等等。这种吉祥图案的玉佩玉饰，直接表现了老百姓祈求招财进宝，长寿福禄的美好愿望。另外,老百姓亦坚信，玉有驱邪避凶的功用。

因此，玉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载体之一，其功用侧重于器，并集文化、艺术为一体，是社会生活中的宠物，是中华民族留给当今世界极为宝贵的文化奇观和艺术珍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并围绕它，形成了极富内涵、沉淀深厚的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