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值钱的货币：揭秘文信钱背后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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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其中，有一种圆形方孔，前面有向外的品行四出纹，上下刻有四曲纹，左右写“文信”二字，这就是“文信钱”。

关于文信钱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是汉初地方所铸，二是认为由文信侯吕不韦所私铸。

那么，哪个说法才是正确的？

«——【·意外发现·】——»

一个偶然机会，有幸者收藏了一枚古货币，青铜质，圆形方孔，直径2.4厘米，穿宽0.7厘米，重3.1克。

币面无内外廓，背面平素，模铸，穿之两边铸有两个先秦古文体字，币文上下铸一“井”形纹样，其四周都与币之外沿相连。币面磨损已很严重，文字也已不甚清晰。但肯定是一枚传世已久的方孔圆钱真品无疑。

这种方孔圆钱所见最早的著录是宋代洪遵所著的《泉志》。洪氏在该书“不知年代品，四曲文钱”条下引旧谱说：“形制类半两，肉好无轮廓，面有四曲文外向。有二字，右类‘文’字，左不可识。”此书之后，历代货币谱录鲜有收集。

传闻，面世者至今仅有十余枚，至近代，丁福保先生所编《古钱大辞典》和日本人奥平昌洪所编《东亚钱志》有所著录，但由于该币出土地点不明，铸造年代不清，他们也都是依照《泉志》以“四曲文钱”名之，并且也都是置于“不知年代品”类之下翁。

近代以来，对于两个先秦六国古文体字的考释已有不少著述，学者们对于《泉志》所释其一是个“文”字没有异议，而另一个字却意见不一，有释“信”者，有释“计”、“都”、“阳”、“部”者，并各持己见。

刘体智在其《善斋吉金录》中说：“秦封吕不韦为文信侯，或其所铸。”推测是个“信”字。而罗伯昭、郑家相二先生却认为是个“阳”字，他们还都认为是地名。不过罗先生认为是“鱼阳”之“阳”，以为可能是楚汉之争时辽东国韩广据地称王所铸之钱；郑先生则以为是“文阳”之“阳”，“文阳”即“坟阳”，在今山东宁阳县。

后来山东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在他著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一书中专列“文信钱”一节，将该货币币文释为“文信”二字，并对“信”字做了极为详尽的考证，进而推断就是文信候吕不韦所铸。

但是，由于王献唐先生的这本书成书尚早(书成于1946年，1979年齐鲁书社作为遗书出版)，很多问题限于考古资料的不足，因而言犹未尽。所以，这一方孔圆钱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所铸造，以及铸造数量、流通范围等问题，并没有得出最后结论。

1959年第12期《考古》杂志发表了左丘先生《略谈“四曲文钱”》一文，文章说：“1955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在洛阳西郊汉河南城遗址内发现了四曲文钱范1件。器从此以后，不少研究者才以实物为依据，隶定了该币币文确为“文信”二字，进而为确定铸造者、铸造年代和铸造地点等问题的研究找到了可靠的证据。

但是，由于该币面世的实物遗存极少，研究论著至今依然不多。鉴于上述情况，笔者有一些看法愿意提出来向有关学者请教。

首先必须肯定，王献唐先生对“文信”二字的考证极为精当，不容赘述。

«——【·钱币文字考古·】——»

先秦秦汉时代金属货币币文的内容，大致不出纪重量、纪价值、纪地名和纪官位四个方面。这枚货币的币文明显地排除了纪重量和纪价值的可能性。那么“文信”二字是否是纪地名呢？后来查遍了历史地名文献，均不见以“文信”为地名的记载。

现在也已经证实，该钱的钱范已在洛阳出土，那么是否与洛阳的别称有关呢？史志文献都已证实，洛阳之称是自秦庄襄王即位(公元前249年)始改“成周”为“洛阳”(一作锥阳)的；又改“王城”为“河南城”，都属于秦之三川郡。因此，县名、郡名都与“文信”无关，可以排除纪地名之疑。这样，“文信”二字只能是纪官位了。

文献记载中，先秦、秦汉时代以“文信”名候爵者有二人：其一，是西汉初年楚元王刘交，他因随从刘邦入关有功，曾被刘邦封为“文信君”。但刘交被封只有封号，并无封邑，而且在他被封时正置战争紧张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刘交不可能有铸钱之举，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刘交铸钱之事的记载，同时，现存文信钱币文书体也不是西汉初年文字的书体。

因此，可以肯定，铸造者不是文信君刘交；其二是吕不韦。文献记载，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因使子楚(即庄襄王)继秦国王位有功，则“以吕不韦为丛相，封为文信侯。”被封之初，是“以兰田(今陕西兰田县西)十二县为其食邑。忿之后，因“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咐于是，庄襄王遂又改封吕不韦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直到“秦王(赢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吕氏春秋》高诱序亦云：“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迫后不韦就国河南，即死龄是。”《集刊》引《皇览》也说：“不韦家在河南洛阳北邝道西。”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洛阳是吕不韦的封地，币文“文信”二字是吕不韦的封爵名称。

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上，以个人的封号名称为币文者，尚有秦始皇之弟长安君所铸“长安钱”，除此二者，闻所未闻。

“文信钱”既是吕不韦所铸，其铸造时间必定是在他任相国的13年之间，即秦庄襄王元年至秦王政十年(前249年至前237年)，尤其是在庄襄王死后至秦王政亲政以前这段时问内的可能性最大。

我们知道，庄襄王在位的时问很短，继位3年就死了，之后是由年仅13岁的赢政(又称赵政)继位。赢政年幼不能亲政，吕不韦则以“仲父”的身分辅政，实际上，秦国的大权都操在了吕不韦一个人的手里，这时他的权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他本人又是投机商人出身，所以这时在他的封邑洛阳铸造货币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的洛阳已属秦地，自然他所铸的货币就应该属于秦国货币，他的目的就是企图以此控制秦国的经济命脉。

«——【·钱币外形考古·】——»

再从这枚货币的形式制来看，吕不韦并没有按照当时秦国所通行的货币形式来铸造。秦国自商鞍变法之后，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所铸铜币的式样都是圆形圆孔的“圆钱”，这种形式的钱，战国时代中原地区东周王室的封侯西周君、东周君以及魏、卫诸国均有所造。此类形制是由环形佩饰演变而来，并不存在其他的特殊含义。

但是吕不韦所铸的“文信钱”却是圆形方孔，已非圈形。圆形方孔币也不是吕不韦的创造，它最早出自东方齐国，齐之“隘四化”、“贼六化”等货币都是回形方孔。燕国与齐国毗邻，便展转仿效，故遂又有燕国的“明化”、“明四”之圆形方孔钱。这样看来，此类圆形钱，大体是秦王政亲政以前(即公元前239年以前)，滨海之齐燕流通的方孔圆钱；黄河以南周、魏、郑、卫诸国及关中地带的秦，通行的是圆孔圈钱。秦王政亲政之后，秦国才铸造圆形方孔之“半两钱”和“两幽钱”。

同时，秦王政这时所铸的圆形方孔币也还不存在阴阳五行象征“夭圆地方”之说，这类含义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予以附会而成为秦王朝货币统一定制的。而吕不韦却是以“作圆以象夭，作方好以象地”，示以“天圆地方”之说铸成“文信钱”先于秦始皇。

吕不韦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小的货币币面上作文章呢？其中之缘由除王献唐先生在其《中国货币通考·肉好象法天地》一文中所详尽阐述的历史观、自然观等原因外，我觉得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与吕不韦的政治野心有着更大、更直接的关系。

当时正处于战国后期，全国面临即将统一的局面。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在着手研究如何完成统一全国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以及统一之后如何进行统治全国的问题，如韩国的韩非，这时已经开始撰写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的著作《韩非子》了。

作为秦相国的吕不韦，自他执政以后，便招揽各派学者云集秦国，效法信陵君、孟尝君等人的做法，将这“食客三千”豢养在他的门下，并“厚遇之”琳，让他们为他著书立说，为他的政治目的作舆论准备，所以，才有集体编篡的《吕氏春秋》一书的出现。也就是在这部文集中，进一步阐发了“天道圆，地道方”的观点。

«——【·文信钱的寓意·】——»

关于“文信钱”形制的设计者，或许就是出自于这些食客当中。在三千多食客中必定有不少是来自东方齐国者，他们便以其习见的本地区圆形方孔的钱币形制，再附会上象征天圆地方的思想献议于吕不韦，吕氏则用之，并首先在其封地洛阳地区铸造试行，以谋图取代秦国原有的圆孔圈钱；也就是这些食客们，在为其设计货币形制的同时，也秉承了吕不韦的意愿，摈弃了在币面上书写重量或地名等习惯的旧制，而将其爵位称号“文信”二字铸于货币方孔的左右，并在二字上下铸一“节”形纹样。

“护”是什么？以往钱币学界、考古学界的学者们大都称之为“四曲文”，其实这是望文生义，形而上学的做法。实际上这是一个“通行”的“行”字，原本作“佘”，甲骨文和金文中早已隶定，其原意是象征着四面路口都敞开了，可以任意通行，将它用在货币的币面上不是用作纹饰，而是寓意“文信钱”通行于天下之意，不过这不是吕不韦的独创，战国时期已有多种货币的币面上铸上了这个字。

现在的考古学家商承柞先生编著的《先秦货币文编》一书中列举了31个不同书写形式的“行”字惬；钱币学家朱活先生也在其《古泉新探·灵币续窥》一文中列举了铸有“行”字的尖首刀币及其出土状况林；尤其是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他在其《战国货币考》一文中，对“三孔布”上的“寸户”，字作了专门考证。他认为三孔布上的币文是“南行唐”三字。“南行唐”是个地名，《史记·赵世家》记载了赵惠文王八年有地“南行唐”一事，该地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行唐县。因此，这是个“行”字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