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千面魅力：一器一景，叹为观止

研究青铜器的金石学一直备受古代文人推崇，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纷繁复杂，背后所承载的周礼文化过于厚重和悠久，需要学者通过不同视角去观看，从而更好地理解并挖掘出古代艺术的当代价值。

学者前贤很早就注意到青铜器纹饰风格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发生的明显变化。西周早期承袭商人遗风，纹饰以兽面纹、鸟纹、龙纹等动物为主，纹饰复杂多变。西周中期之后，周人的审美风格渐趋成熟，瓦楞纹、环带纹、窃曲纹等简化纹饰开始盛行，并沿用至东周时期。风格的变化是表象，其背后隐含着更多问题有待讨论。

 牛方鼎和鹿方鼎  商代晚期  河南安阳武官北地M1004号墓出土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青铜器纹饰与形制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从内容到装饰部位都极为讲究。有些纹饰甚至是某些器类专用。如水器盘上常见的鱼纹不见于食器簋，而簋上常见的尖刺乳钉纹也不见于同一时期的鼎、尊、卣等器类。青铜器装饰风格不仅受到器物形制的空间约束，还受到器用制度的影响。商代至西周早中期，纹饰内容丰富，装饰部位灵活。一器一景即这一时段青铜器造型纹饰的最大特点。试举几例说明。

1935年，河南安阳武官北地M1004号墓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方鼎，分别为牛方鼎和鹿方鼎。前器通高73.2厘米，后器略小，通高60.8厘米。牛方鼎颈部饰卷尾夔龙，龙的上唇前探，犹如伸长的象鼻。夔龙以短扉棱为界隔，两两相对。主题图案上方的牛角处，有两只尖尾勾喙的小鸟。浮雕牛首两侧亦有两只立鸟，昂首挺胸，羽冠高耸。这些鸟都相互对望，与颈部纹饰的方向保持一致，均朝向器壁中轴。同样的装饰空间内，鹿方鼎纹饰排布则完全相反。颈部与器腹底部仍是卷尾夔龙，且两两相背。浮雕鹿首的两侧除饰有立鸟纹外，还有站立的夔龙。所有纹饰方向也都保持一致，全部朝向中轴外侧。

左、中、右方盉  商代晚期  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地1001号墓出土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地M1001出土左、中、右方盉。三件盉体型高大，均超过70厘米，是目前所知最大的青铜盉。三盉均为方形、拱顶、宽平沿，颈部修长，四袋足、方柱形足跟。顶部一侧有斜伸出的流管，器腹一侧的耳鋬饰有一蹲踞的怪兽。器身四隅有舒展的扉棱装饰，顶部和袋腹饰立体感极强的兽面。颈部饰蕉叶纹和夔龙纹，肩部饰四对鸟纹，左右和前面各一圆雕牺首，流管处作兽首状。三件盉乍看上去一模一样，但细节处却又各不相同。左盉与中盉耳鋬处为蹲踞的兽首，张口露齿，憨态可掬。一只兽的耳廓呈尖耸的桃叶状，另一只兽的耳廓呈卷云状。右盉耳鋬为站立的鸱鸮，鸟冠高耸，圆睛勾喙，翅膀向两侧收拢，尾羽下垂。

 商尊、商卣铭文拓本  西周早期  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出土

不仅如此，内容相同的铭文也要在笔画粗细、文字结构上表现出个性特征来。例如陕西扶风县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商尊、商卣，器上每个字的写法都各具特色，极力追求多变的艺术效果。另外，一器一景还体现在不同器类的迥异装饰风格上。同墓出土的青铜器，食器鼎、甗、鬲、簋、豆，酒器尊、卣、斝、爵、觚等，器类不同，纹饰也不同。总而言之，一器一景即为装饰理念的个性化追求，尽管造型纹饰看似相同，细节处仍彰显差异。

元年师盨

曹玮先生在《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一文中曾经重新对器型的产生与酒器的衰落、列器的出现和在礼器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编钟制度三个方面详述了西周早晚期礼制的变化对青铜器的影响。尤其是“成组礼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周人于懿孝之后，使用礼器的实际情况。······器用制度的不同，表明了周人在礼制观念上的变化。以鼎簋为核心的列器制度的形成，标志着周人承袭商制，并不断加以改造，从而建立起有别于商代器用制度的完成”。礼制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列器制度的盛行，成套的鼎簋开始大量流行。这种变化无形中也促使青铜器整体的装饰风格发生巨大改变。

 善夫克盨

以瓦楞纹为例，这种由若干凸起的线条构成平行的凹槽，与纵向排列的直棱纹不同，它们线条较宽，凸凹交替，横向分布于器身。装饰器类以簋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盨和匜。例如元年师盨、善夫克盨、筍侯匜等。张懋镕先生认为横向分布的瓦楞纹具有表面时高时低的特点，它不仅能够将腹部分解成若干层次，还能够使圆鼓的腹部发生变化，仿佛“瘦身”一般。亦有学者认为瓦楞纹实际上并不是纹样，而是器物造型上的一种修饰。这样一种简单的纹饰为何能够一跃成为西周中期以后青铜礼器的主流风格？

筍侯匜

德国学者雷德侯从工艺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中国艺术，并提出了“模件”的概念。“模件化母题的适应性在组合使用时更能证实其优越之处。它容许画工在不同大小、不同造型的瓷器中创造出一种令人愉悦的整体之美，同时也便于使用者辨认出同属一套之中的瓷器。······餐具的成套使用强调了饮食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性质。”西周中期以后，列器突然增多，如九鼎、八鬲、八簋等。这些礼器在宴飨、祭祀时，需要配合不同等级，以不同数量出现，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大小一致、纹饰相同。器用制度的变革必然要求能够与之相适应的纹饰，瓦楞纹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

瓦楞纹延展后的艺术效果

实际上，瓦楞纹在单独欣赏时，并不具有什么美感。与早期动物纹、几何纹等不同，瓦楞纹并不是为单一一件器物服务的，它装饰的是整个列器组合。瓦楞纹能够横向延展和拉伸观众的视野，它带来一种秩序感，使人们的目光不再聚焦于一器一物，在忽略了器物个性的同时，会更加关注整组器群。同时，瓦楞纹本身凹凸不平、起伏跌宕，若干器物摆放在一起，会呈现出跳跃流动的视觉效应，这种视觉体验也是以往单一铜簋无法企及的。总而言之，瓦楞纹的流行，体现了西周青铜器装饰理念的变化，即从商代至西周早期追求单一器物独特个性到关注成套器物的和谐一致。这种理念还体现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环带纹上，那种回环延宕、连绵起伏的线条与瓦楞纹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只不过环带纹的结构更复杂，纹饰更繁缛，使用的范围更广而已（铜鼎、簋、鬲、壶等铜器上均可见到）。

环带纹装饰器类举例

随着器用制度的成熟以及礼制观念的变化，人们对青铜礼器的视觉观赏由单一向多元，由个别向整体发展，器物的装饰风格开始日渐统一，一器一景的现象遂不复存在。青铜器的制造是商周时期最高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发展鼎盛的代表。青铜器造型纹饰的设计理念不仅彰显了时代风尚，也在文化传统中汲取创造的灵感与依据。从这一角度而言，青铜器蕴含的艺术思想能传承至今实属必然，且其中蓄积的文化力量也必将泽被后世。

本文节选自《艺术博物馆》2023年第5期

《观·器 ——艺术视野下的青铜器研究》

《艺术博物馆》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