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的诗书统一观

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山中留客》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鱼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桃化溪》

春草青青万里余，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春草》

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笑揽请溪月，清辉不在多。《清溪泛舟》

欲寻轩槛列金樽，江上烟云向晚晴。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春游值雨》

濯濯烟条拂地垂，城边楼畔结春思。请群细看风流意，为灭灵和殿里时。《柳》

这都是绝妙好诗！

《草书古诗四首》（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墨迹本，五色笺，凡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

然而历史记住张旭的是“颠张”，是其“酒中仙”的狂逸个性，是“性善书，不治它技”的书法家。其郁郁的文采，浪漫的诗风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张旭是书法家，其楷书“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其草书代表了盛唐书法的最高成就。唐文宗时，诏以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并称唐代三绝。张旭又是杰出的诗人，他“文辞俊秀，名于上京”，与贺知章、毛融、张若虚一起被誉为吴中四杰。从上面的六首诗中我们已感受到了其诗烟雨迷离，舒卷云烟的氤氲气息。

意境的美妙，气韵的流溢，胸襟的舒展，是其诗的鲜明艺术特色。为进一步了解张旭的诗歌艺术，我们不妨将其草书和诗歌相结合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做，一是因为中国的诗书画在古代不仅在理论上互通互补，在创作上相互交融，彼此借鉴，彼此渗透；二是因为这样做，既可以鲜明地揭示张旭的诗歌特色，也有助于在深层次上认识张旭书法。

书法作为人类精神追求的艺术表现，在形式上必须重视关系，在内容上必须强调感情。张旭草书，内得心源，外师造化。他把书法艺术作为表意手段。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这是张旭草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张旭的草书是发乎情的生命本能的宣泄。但这种有动于心决不是张旭草书“变动犹鬼神”的唯一原因，除此之外，张旭还外师造化。他“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可喜可愕者是所见之物，可见，书法艺术也是可以反映客观事物的形象特征与美的。虞世南“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张怀“猛兽鸷鸟，神采各异，书道法此”，怀素“吾观夏运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入林，惊蛇入草”，正是以造化为师，使张旭的草书意韵群起，不同凡响。张旭的诗歌同样是心迹的宣泄，自然美的体悟。张旭虽处大唐盛世，却终生沉沦下僚，仅当过官小职卑的常熟尉和金吾长史。但他仍傲世自高，为了追求精神的解放，个性的自由，他优游林泉，流连山水，并将壮猷伟气，一寓于简牍间。他的六首诗全是写景诗，这一方面是其寄情山水的生活的反映，却也是同他的书法创作密切相关。这些诗，把人们带进了月夜清溪，江山烟云；听薄暮劳歌，渔舟问答。诗人挥动一支写意传神的妙笔，勾勒出一副副形象生动鲜明，意境美妙的风景画卷。这画中的山水景象奇伟空阔，充溢着自然美和豪放飘逸的情致，尤如作者那一幅幅体势飞动，笔意连绵，雄劲而潇洒的草书。可见，张旭的诗书都是从自然界的生命运动变化和其压抑的生命激情相碰撞中获得灵感兴会，并汲取美的景象，表现出他对自然美的敏锐感受力和丰富想像力，两者彼此是相通的。

张旭被杜甫称为酒中八仙之一，《酒中八仙歌》对其形象的描写颇具特征，“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是一种“礼岂为我设”的天放。从这里我们可以捕捉到其书法特色：状若断而反连的云烟之象，烟霏露结，飘忽朦胧。张旭的诗同样布满了迷离的烟雨和空蒙的云雾，很少有艳丽的色彩。例如，在《桃花溪》开篇是一座飞桥隐现于飘渺云烟之中；《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虽然先展现了和煦阳光下的明媚春山，但紧接着飘来几缕轻阴，最后更把人引向云封雾锁的高山深谷“入云深处亦沾衣”。他咏春柳，不同于诗人贺知章。贺以“碧玉妆成一树高”点染春柳鲜明悦目的碧绿之色；而他的诗却是“濯濯烟柳拂地垂”，着重表现柳条笼烟裹雾的风韵。总之，他的诗中画是典型的山水画，不给景物敷彩设色。张旭不是画家，他对于色彩的捕捉不是那么敏感，对色彩的刻画不是那么细腻、不是那么微妙，但张旭又是一位高明的画家，他仅凭挥笔运墨就能勾勒出大自然的奇妙变化，能得天地造化之象，能抒己之意。他太习惯、太喜欢水墨黑白这种独特的视角形式。石涛说：“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从张旭的作品中我们亦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愉悦。它象浮坐在彩云上的神祗，将它的降谕刻在它的面部，使我们欣喜若狂，神魂颠倒。

书法不象绘画那样具体，直接地描摹事物。因此书法的美，近乎一种抽象的朦胧的美。书法艺术是意象的艺术，好的作品如海上蓬莱，月中桂子，给欣赏者以莫名的享受。“花看半开，酒饮微醉”，妙就妙在“半”字；董其昌说：“摊烛作画正如隔帘看花”，妙就妙在“隔”字。它隐约着神秘，泛透着玄妙。书法“囊括万物，裁成一相”，而这一相乃是无形，这一相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对应点，但它蕴涵在万物中，它曲折、间接、形而上地反映现实。张旭的诗也受到书法的意象和“裁成一相”的影响，即多用虚笔，间接曲折，“无画处皆成妙境”。《山中留客》仅第一句“山光物态弄春晖”用写景之笔勾勒出全景，其余三句，在挽留客人的劝说之辞中，巧妙地虚写出更令人神往的深山空翠。再看《春游值雨》“欲寻轩槛列金樽”四句诗写了阴雨晴的变化，但只是浓墨泻染晚来江上烟云低垂的昏暗之景，而把夜雨和晚晴置于设想和期待的“须晴”和“却待”之中。《柳》和《春草》也都用了这种虚笔写景的手法。这样，他笔下的山水人物形象若有若无，似真似幻，亦真亦动，反而更有助于反映那种迷茫幽远的境界。

张旭的诗歌和书法共同宣示了作者狂放的个性，浪漫的气质，纵横的才情，俊逸的风采。六首绝句，都跃现出诗人寻幽探胜的身影，清狂洒脱的神态。《山中留客》中诗人殷勤留客的话语，也倾吐出他对这深幽雄秀气象无穷的云山非常爱恋。《桃花溪》里，他问渔人的话又是多么的天真有趣，“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两句话，既表现出他对桃花源的急切向往，又透露出他感到这理想天地渺茫难求的怅惘心情。又如，在《清溪泛舟》中，“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笑揽请溪月，清辉不在多”，在这里作者豪兴勃发，朗声大笑，手掬清波，欲揽溪中明月，何其狂放潇洒！杜甫赞张旭草书“俊拔为之主”“逸气感清识”。苏轼“张长史草书倜然天放，略有电划出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明代丰坊称“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这些评语，不也是其人其诗的绝妙写照吗？

沈鹏先生说：“其实书法只是中国文人全部品格的一道辉光，这里既有诗琴书画的工夫，也有三步成呤，倚马可待的才气”。张旭用他的狂草逸诗向我们展示了其超拔俊逸的才情，“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逐”。其诗如其书，其书如其诗。

张旭草书《二月八日帖》

《二月八日帖》 传为张芝之作，或为唐张旭所作

选自《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注：图片根据故宫博物院藏《大观帖》李宗翰宋拓本、故宫博物院藏《大观帖》杨氏海源阁宋拓本以及山西新绛县图书馆藏《绛帖》重新裁剪而成。

释文：二月八日。復得鄱阳等。多时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当与行。不足不过彼与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