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屋博古馆青铜器鉴赏：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日本富裕阶层对于中国文物的收藏大都开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只有住友春翠提早涉足尚无人注目的中国青铜器收藏。这既与当时中国大量的文物流出有关，更与当时的日本煎茶道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础有关。住友春翠的收藏以及泉屋博古馆完整地呈现出由煎茶道向鉴赏美术的转变，是近代日本社会接受中国文物风潮的一个缩影。

在日本京都，与一街之隔人声鼎沸的银阁寺相比，这座古朴方正的博物馆低调清幽，它采用中国庭院式回字形布局，四周是展厅，中间是一片宽敞的草坪。

这里收藏着3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有日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商周青铜器，藏品水准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一流，包括那件相当著名的“虎卣”；八大山人晚年杰作《安晚册》亦收藏于此。这座博物馆就是泉屋博古馆。

泉屋博古馆隶属于日本大名鼎鼎的四大财团之一——住友家族。这一家族与中国艺术渊源颇深，从馆名就能感受到——“泉屋”是其家族商号，“博古”则源自宋徽宗敕撰的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录》。《宣和博古图录》著录的是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数百件青铜器，泉屋博古馆取名于此，正是为了表明家族收藏的重心。

泉屋博古馆 京都馆

泉屋博古馆所藏青铜器的主人

泉屋博古馆的青铜器收藏，来自住友春翠。住友春翠本名住友吉左卫门友纯，出生于京都。春翠，是他中年以后的号。友纯原本出身官宦家族德大寺家，二十九岁作为养子入住友家，次年成为住友家第十五代家主。

住友春翠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发展，财富聚集的时代，中华民国初年间，日本开始出现文物热，此时的春翠也热衷收藏中国青铜器和古镜。

事实上，儿时良好的家学教养，深深影响了友纯后来的收藏观念与品位。幼年时的友纯，几乎全部时光都在德大寺家的别墅清风馆度过，父亲对他的教育启蒙，是典型传统的“和汉兼修”——读物清单里，既有像《日本书纪》《大日本史》这样的日本国学书目，由父亲亲授；也有像《国语》《左传》这样的中文读物，特地请儒学家来教授。

而后其一生留下的收藏，都留给了泉屋博古馆。1960年，在春翠的故地京都鹿谷，修建了博物馆。

住友春翠1864～1926

住友春翠对中国青铜器的收藏曾在二十世纪初引领日本乃至影响欧洲。1926年去世时，英国伦敦时报报道：“收集中国青铜器收藏名家、著名的男爵sumitomo(英文住友)去世”，说明春翠已具有国际影响。那么他究竟如何进入古铜收藏？又收藏了哪些重器？

除了青铜器收藏，住友春翠还有另一个大爱好，那便是煎茶。众所周知，煎茶道最初源于中国，以水煮茶叶，区别于日本抹茶道。传入日本后，自江户后期开始日渐风靡。生活于明治——大正时期的住友春翠就是在此种氛围中爱上了煎茶。

最初，春翠的青铜藏品便是作为煎茶用具而收集的。比如，他在1899年购得的第一件青铜器，一件夔纹筒形卣，便是在煎茶会上被用作花瓶。

到了明治时期，大型茶会出现。这时，除了茶席，还会有“展览席”供前来品茶的文人鉴赏。人们展出书画，也展出三代青铜器。

正如富田升所说：“煎茶人是最强有力的中国美术的信奉者和需求者，对于隐约开始显露轮廓的中国正统美术，他们是最早的鉴赏者。”而青铜器，恰是“中国传统文物中最典型且最正统的文物”。

住友春翠对此很早便有了意识，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在初期便遥遥领先。

“十八会”文人雅集

1902年12月，住友家里举办了一场“十八会”——每月十八日，十八位文人雅士参加，品评古董，赏玩茶事。这一场尤其隆重，陈列室被分成了两间：

“使大家瞠目结舌的是陈列着古铜器古镜的那间。彝、甑、鼎、卣、尊、壶等等，总共十八件都摆在架子上；此外，还有十三件镜鉴摆在紫檀桌上。……如此满堂逸品，谁都未曾见过。”

同年春天，日本就举办了第一个古铜器展览会——“帝室博物馆古铜器展览会”（帝室博物馆即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三年后，《博物馆鉴赏录·古铜器》出版，这时的青铜器，早已脱离了煎茶用具的属性，真正作为美术鉴赏的对象，开始登台上场；而住友春翠的收藏也已逐渐建立起了系统而具有学术性的架构，远远领先于他人。

茶臼山邸平面图。这里原是住友家本邸旧址，后来和名园轻泽园一起捐献给了大阪市。如今，大阪市立美术馆便坐落在茶臼山一角。

茶臼山旧影

此后十年，住友春翠的青铜收藏持续增长。1911年已获一百余件古铜器，1914年有二百余件镜鉴。

1917年，春翠还购入了部分清末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旧藏。尤其是陈介祺所藏的一套商周编钟，一共十一件，春翠一举买下十件。《编钟十钟》是最初从中国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购得，由日本人井深或九源经手购买，回日本后，被住友春翠收购。

骉氏编钟 战国时代前期

青铜为何会流入日本

190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万国博览会在巴黎隆重召开；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刚刚爆发义和团事件，大量中国文物开始流向海外，欧美对东亚文化的兴趣从此开始由日本转向中国，收藏家亦开始大举购藏中国文物。

住友春翠的青铜藏品，就是基于义和团事件中流出的文物所形成的。当时的金工大师秦藏六提到，因义和团事件流出的大量清宫古铜器，由鹤居堂藤田弥助老先生迅速买下，进口到了日本。又因住友家是铜矿的矿山王，老先生便劝说住友家汇总买下来——这是住友收藏形成的起步。

据统计，1903年这年，春翠就买入了37件古铜器，12件古镜。其中就有那件著名“水银铜乳虎”，从藤田弥助处以四千日元高价买入。人们通常将其称为“虎卣”，如今是泉屋博古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虎卣 商代后期泉屋博古馆藏

它的造型为一只踞坐的老虎，虎以两后足和尾部支撑，前爪抱着一人，虎口大张，似作吞食状，也有人认为这是老虎在为人哺乳，至今尚无定论。

整件器物上密布着精致的雷纹和动物纹，虎肩上还有提梁，虎背上方的盖子上还立有一鹿，工艺相当复杂。学者考证后认为，该卣在湖南宁乡和安化交界处的沩山出土。

类似造型的器物，法国池努奇博物馆也收藏一件。

虎卣 法国池努奇博物馆藏

另一件极具代表性的夔神鼓，也是于1903年被春翠购入。

这件青铜鼓原为圆明园旧藏，鼓头铸有一对凤鸟，两面贴有鳄鱼皮，鼓身还有神人面纹饰。在如今存世的商周青铜乐器中，青铜鼓非常罕见，能断至商代的青铜大鼓，除了泉屋的这件，只1977年在湖北崇阳出土过一件。

夔神鼓 商代晚期泉屋博古馆藏

泉屋博古馆至宝的反响

1911-1915年， 由秦藏六解说，出版了有关住友春翠所藏青铜的图录——《泉屋清赏》。此图录分三卷，第一次系统收录了住友的收藏。春翠在序言中写道：“收集多年，总共获得了一百余件。”此时，距离他购入第一件青铜器，过去了十二年，这正是他购藏的高峰时期。

大约1921-1922年，《增订·泉屋清赏》发行，共五册。富田升写道，这是住友收藏的最佳版图录，而第一版《泉屋清赏》无论是藏品解说还是制版技术都不够达标。

在增订版中，除了又增加了截至1919年的藏品——大约八十件，春翠还特别聘请了东京大学的泷精一和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来编订，并请来京都大学的滨田青陵担任古铜器的解说，原田淑人负责鉴镜的解说。

印刷方面，则委托给了国华社制版。国华社采用的是美国最新的珂罗版照片印刷技术，精良的图像与顶尖学者的解说，这样的青铜图录在当时绝无仅有。

罗振玉送别会，1919年。自右起分别为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木堂、长尾雨山。

这一版中，还特意附加了英文解说。

国华社的报告中提到：

“制作此书，不仅为了送给国内的同好者，而且也为了送给国外，因此解说中可能会添加上英文。”

大史友甗 西周初期 泉屋博古馆藏

牺首方尊 商代晚期 泉屋博古馆藏

在这之前，欧美对中国青铜器的收集还毫无头绪，就任于波士顿美术馆的日本学者冈仓天心1912年曾在《中国·日本美术新收品展》中说道，除了极个别美术馆和私人收藏外，“世界上还不知应如何看待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价值”。

但同时他又意识到，彼时春翠的藏品已经是世界青铜器收藏的“顶峰”。并且，住友家发行的图录，显然为欧美指明了方向。

富田升引用了著名中国美术大收藏家爱摩福多罗的一段回想作为证言：

“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以前，对这种美术品的兴趣极低，这类东西在各个收藏中，虽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分不清真品和后世的仿造品。”

他还认为：

“在日本收藏家中，住友男爵成功地创立了即使在将来也是无与伦比的收藏。男爵的公子热情地送给我好几卷豪华的目录，这些目录使没有机会欣赏其收藏的我，也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它们使我认识到了青铜器的本质。”

虎鎛 西周中期泉屋博古馆藏

螭文方鼎 春秋中期泉屋博古馆藏

据说，当时的瑞典皇太子Gustav Adolf对中国美术也极有兴趣，他在1922年写信给住友春翠，想要一本《泉屋清赏》。半年后，春翠赠阅了增订版。

后来，瑞典皇太子和皇妃来日本访问，有两地为“第一目的”，一处是正仓院，另一处便是住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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