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玩记事之九——鲁砚（一） 琅琊紫金砚

(2016-03-23 20:44:52)

转载▼

琅琊紫金砚是临沂特产，久负盛名，但比沂南徐公砚、费县金星这些许多人对此耳熟能详砚种，却很少有人知晓，即使把玩砚台的人知道的也不多，而且资深砚台爱好者也不一定见过实物。但是；琅琊紫金砚曾经名震一时，唐宋尤为著名，元明之后琅琊紫金砚，逐渐湮没。

目前，在博物系统保存的琅琊紫金砚仅有两方。其中，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有砚铭，“此琅琊紫金石所制，易得墨，在诸石之上也。”落款为“元章”，据考，砚铭乃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字。另一方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文物，刻有“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这两方砚台，是同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足见紫金砚在古代曾盛行一时。

以“琅琊”二字冠名紫金砚，其出产地自然为现在的临沂。琅琊紫金石以及由其加工的紫金砚存世极少，足见其珍贵程度。
首都博物馆存琅琊紫金砚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这方砚台出土地——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在当时的北京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墙基下。

1972年6月《考古》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除生活用具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种属于所谓‘文玩’一类的东西，它们大部分散乱地弃置在主院东挟屋的砖地上。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长22.7、宽17.5、厚3.9厘米。砚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墨痕，石质很好。出土时己残破。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文曰：‘此琅琊紫金石，所囨易得，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皆以为端囗也。’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据考，这里的“元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的字号。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祖籍太原，迁居襄阳。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收藏奇石。世号米颠。书画自成一家。善诗，工书法，精鉴别。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宋四家之一。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

这方砚台刚出土时在砚台的右上角砚池部分处有残损，在砚台的背面有书有铭文，自右到左竖向印刻而成，文字亦有残缺。后来，考古专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在《宝晋英光集》中找到了与砚台铭文相同的文字记载，加注标点如下：“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该文字与砚背面上的文字完全相符。

米芾得到琅琊紫金砚后，在砚背面亲自写下砚铭，除此以外，米芾还将此砚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

米芾对宋徽宗自称：臣书刷字。又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宋徽宗称赏曰：“名下无虚士。”米芾：“精於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必得乃已。有宝。”这方砚台现珍藏在首都博物馆。

临沂市博物馆研究员李玉亭分析，这方砚台后来被宋徽宗所得，后来赐给了米芾，此后又被苏轼借去了，苏轼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子孙要将这方琅琊紫金砚随葬入墓，米芾得知后又将其索要回来。

李玉亭给记者提供了一份现在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所书的《紫金研帖》纸本照片，释文：“苏子瞻携我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傅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夲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入住哉。”这再次印证了米芾得琅琊紫金砚的过程。

此外，宋代何邃在《春渚记闻》中也有一段文字记载，“米元章捧砚跪请”，说的可能就是这件事。

关于紫金石产地的记载，多见于宋代。高似孙《砚笺》、唐彦猷《砚录》、李之彦《砚谱》上面都说紫金石产自于青州府的临朐县。对于首博珍藏的这方琅琊紫金砚，从学术角度出发，此前曾有人称此石出自临朐，李玉亭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此“琅琊”系地名，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冬巡到琅琊，垒筑台子，竖石歌功颂德，从此，“琅琊”的说法就布告天下，汉时承袭了秦朝的制度。

《晋书·地理下》琅琊国统县九：开阳、临沂、阳都、缯、即丘、华、费、东安、蒙阴。没有临朐。临朐属东莞郡。因此临朐与琅琊毫无关系。李玉亭认为，不能把“琅琊紫金石砚”说成是“临朐”紫金石砚，况且“此紫金石”还有“右军乡石”之说。学界皆知“琅琊右军乡”，意在王右军的家乡，王羲之家乡范畴可大致划分北至兰山区白沙埠孝河，南至罗庄区湖台遗址(该地发现有大量王氏家族墓群)，因此“琅琊紫金石”出自临朐无疑是误传。

此外，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

铁牛岭至砚台岭一脉发现紫金石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琅琊紫金砚，应是唐砚无疑。

在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紫金砚，因为认识的较少，出土的最初阶段被当做“紫端石风字砚”，这在1972年第6期的《考古》中亦有描述，其时代被认定为宋代。李玉亭认为，单从这方砚台的造型来看，明显具备唐的风格，应该早于宋代。米芾书中所说的传世之物，可以推断这方砚台制作的年代应该早于北宋或是米芾生活的时代。

这方紫金砚出土于元代遗址，宋人题刻，可能是唐代制作。

判断这方紫金砚属唐砚一说，李玉亭持赞成态度，中国四大明砚——端砚、歙砚、临洮砚、澄泥砚均风靡于唐朝。李玉亭分析，唐朝佛教盛行，抄写经文没有现在的钢笔、圆珠笔，只能用毛笔，那必然需要砚台。

按考古角度分析，通常情况下唐朝寺庙遗址附近都会有砚台矿坑遗址。举例说，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寺庙潭柘寺，附近山上就出产砚石。青州红丝石，砚矿就在寺庙的前面。僧人们终日抄写经文，其中后来不乏成为大书法家。

兰山区红埠寺，之前在寺南侧曾有砚台坑遗址

红埠禅寺坐落于兰山区西部，始建于东汉末年，后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增修。古老的寺庙曾经有着它辉煌的历史，当年寺院庄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三圣殿、伽蓝殿、藏经阁等，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气势宏伟，殿内神像清净庄严，慈眉善目。

1982年，修兖石铁路时，铁道轨经过红埠寺一带，当时在红埠寺南侧发现了一座汉墓，李玉亭曾参与这座汉墓的发掘工作。这座汉墓里并没有发现紫金石，但是，考古人员在汉墓周边调查时发现红埠寺南侧有一个大坑，深约两米左右。按照风水学的角度讲，寺前有河较好，但是这寺前竟然是一个大坑，这就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通过走访得知，此为砚台坑。

查阅《临沂县志》可知，“红埠寺在城西铁牛岭上”，通过实地走访，“寺庙前面以前的大坑是采石头形成的，传说很早以前这里盛产砚台。在明清时期，这里发现有鸡血石，后来大坑被填平了。”

沿着红埠寺向北走，从地势来看，居民区东高西低，地脉从铁牛岭向北直接到砚台岭。这一带唐墓比较多，曾先后在当时的涑河公社角沂庄大队出土有直径11.9厘米，重量700克的“海马葡萄镜”；涑河公社北道大队出土有直经15.1厘米，重量650克的“双凤衔绶镜”。这两件唐镜均馆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红埠寺之“埠”谓：“通商的城市：开埠、商埠”。“又笼货物积贩商泊之所”。可见红埠寺在唐代是径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方。

后来，李玉亭的学生孙建军根据琅琊紫金石乃“右军乡石”，石头必然出自右军乡。于是，孙建军就在铁牛岭到砚台岭这一脉上寻找紫金石，果不其然，在这一脉上找到了紫金石料，打磨成砚台后，有色如紫，细嫩如童肤，抚摸起来有凝脂的感觉，哈气后上面有一层云，轻轻敲打声色干脆，和史料上有关于琅琊紫金石的记载相符。

西安存琅琊紫金砚始末

另一方琅琊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物。砚为长方形，长23厘米、宽15.8厘米、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的八角形，水池底部破损成洞，前、左、右三边亦破损。砚背往上隆起，有铭曰：“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笔者注)造紫金石砚”。绍圣1094年4月-1098年5月)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二个年号。绍圣四年，米芾正值中年(46岁)，是紫金砚盛行阶段。宋代以后，有关紫金砚的情况，不仅不见文献记载，朝野上下，连实物(传世或出土)也不见。估计是“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国初已乏”的缘故。

唐朝之所以佛教极其盛行，与统治者有直接关系，扶持宗教，兴建寺观，以此引领社会价值观。唐朝皇帝下诏为义士、沙场阵亡者各建寺刹，立寺名，支配僧徒，让有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大书法家为有功业的僧人、寺庙树碑立传。

京都西安与地方寺庙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红埠寺僧人将紫金砚带到西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为皇家书丹点名索取紫金砚也有可能，总之在西安征集到紫金石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佛教极盛的唐代，僧人为抄写经传需要砚石，他们大多是砚石的发现、发掘和传播者。

题图这方砚台，为国家高级工艺师齐石明所刻。利用白色石筋为树枝，简单点缀两朵梅花形成巧雕，天工自然，令人拍案叫绝。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