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的魅力：为何中国人如此热爱？

「玉器时代」

玉的使用从上古时代一直绵延至今，从巫玉、王玉到民玉，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喜爱。1922年，现代地质学家章鸿钊最早提出，中国上古时期存在“玉器时代”。在考古学领域，近几十年又再次提出“玉器时代”，但所指有了改变：世界史研究中，将距今五六千年，即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这一阶段，通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中国自这一时间节点起，玉器发展进入高峰阶段，至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即青铜器被广泛使用之前，可以单独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与世界史的“铜石并用时代”并列。在诸多材料中，为什么中国人独独相中这种美石，使其成为最早的礼器，形成中国最早的等级和墓葬礼制？它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有怎样的关联？这是我们这期封面想要了解的核心问题。我们想透过玉器，去看距今6000年起，这片土地上是怎样开始交织起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史前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在东部率先出现了繁荣的玉器文化，而西部则在龙山时代才兴起尚玉之风？主笔｜薛芃

东西分野

赤峰市东北部的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内，收藏有不少当地出土的辽代文物。在此之外，另有一件镇馆之物，那是一只筒形彩陶罐，高约35厘米，出土于20世纪70年代，来自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跟同时期的红山彩陶罐相比，它算是体量大的。陶罐不是完整器，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在土层中被挤压成了碎片。待考古工作者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罐身上的纹饰才变得清晰。纹饰没有通体附着，只画了大约一半，有人认为这是为了突出视觉重心，也有人认为就是单纯的没画完。

筒形彩陶罐 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藏

陶罐上，上中下三层的几何纹样是非常明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指出，上层的菱格是红山特色，中间一层是典型的庙底沟风格，下层是简化对鸟纹，是庙底沟风格的红山化。这只大罐不是一个彻头彻尾从红山所在的辽西地区本土生发出的产物，而是一个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对撞的结果。

将视野从这只陶罐放大到当时整个中国版图上，它背后的信息更加复杂：距今5000〜6000年前，即公元前第四千纪，仰韶在以如今河南三门峡为中心的豫、陕、晋、蒙一带，红山在辽西地区，两个文化之间相互有所交流，仰韶文化深刻地影响到了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点遗址现场（蔡小川 摄）

想象一下当时中国大地上的面貌，在黄土高原这边，村落星罗棋布，村落的人口逐渐从百人升至千人，时间前进的单位以千年计算，再细化一些，可以以500年一计。人们住在顶部金字塔形状的半地穴式茅草屋中。通常，村落会被一个人工修建的壕沟包围起来，有大有小，等级差别明显。他们已经可以更成规模、更胸有成竹地耕种粟黍，也就是小米和黄黏米；能养猪，有更稳定的肉食；他们有一套流水线，烧制和绘制陶器，他们会琢磨，把陶器画成什么样是好看且有意义的。

在辽西地区，大体看来也是这样的面貌。虽然地势比黄土高原低，但辽西地区河流山川纵横，并不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地貌。在红山，彩器的大规模出现是在仰韶之后，但他们拥有仰韶没有的——那些专业化更强的手工业者从山矿中找到与众不同的美石，制作成玉器，尤爱把玉做成动物形，他们更讲究沟通天地的信仰，没有仰韶人那么“务实”，他们中的大祭司会佩戴雕琢绝美的玉器来沟通天地，而不是为了美观，装饰自己。以玉为标识载体的社会等级的分化在逐渐形成。

赤峰翁牛特旗博物馆C形玉龙（蔡小川 摄）

如果以现在的地理常识来看，很容易会把仰韶与红山都纳入北方地区。仰韶文化代表着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繁盛时期，它所处的区域，几乎就是黄土高原的区域，红山则是更北的东北地区的代表。视线再南移，黄河流域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又是另一种面貌。以上，都姑且可以看作是北方地区，直至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河姆渡、凌家滩、马家浜、崧泽，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遗址一带，又是两团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同样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变得活跃，尤其进入后半叶，是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这些南方地区也都积蓄着一股迈向更高等级社会的能量。

位于太湖山脚下，裕溪河边一块冈地上的凌家滩遗址，是玉器大规模使用之初的一处史前治玉中心（张雷 摄）

以南北视角来看中国上古时代的遗址分布似乎再合适不过了，沿着黄河与长江，早期文明、早期中国逐渐形成，南北分野与南北纷争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也让文化传统的面貌差异很大。那么，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去看中国上古的版图？

仰韶文化独居黄土高原，遗址分布是同时期所有文化中最广的，其他几种文化类型，都自北而南地分布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它们各自的辐射范围没那么广且分散，但却可以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些族群都使用玉器，他们拥有更相似的宇宙观和天地观。这便是另一种观看新石器时代版图的地理视角——东平原与西高地。

早在将近90年前，历史学家傅斯年就提出过这一假说。1935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指出在东汉以前，中国只有东西之分，进入动荡的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之分。这与地理条件关系密切，如果要画出一条东西界线，可以沿着民国那时的平汉铁路，也就是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画一道线，以东是广大的平原，以西则是山区密布。

上世纪20〜30年代，“疑古派”学者开始质疑中国上古史中三皇五帝的可靠性，考古材料是他们最好的证据。傅斯年也希望可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学说，他试图拆散原本中国古代史的构架，挑战传统的“华夏”观，重新思考。地理成为傅斯年转化角度的关键所在，他曾提出一个公式，认为历史是种族与地理相乘之积。《夷夏东西说》的开篇就写道：“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他的“东西说”，落脚点是在夷夏之争与商周之争，至于三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傅斯年并没有说太多，他虽然意识到考古的重要性，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富的考古材料来佐证这一说法。但是，这个“东西之分”的理论已经为后来的多元学说奠定了基础。

辽宁省博物馆白玉猪龙（蔡小川 摄）

从20年代开始，仰韶、殷墟、龙山的考古发现陆续出来，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时间线逐渐被完善，序列逐渐清晰，中原几乎不受质疑地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东西说”被搁置在旁。

1963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出版了第一版英文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这本专著都是英文世界里极具权威性的中国考古学著作，1968年、1977年分别再版了两次。在前三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张光直都将中原地区看作是中国复杂社会和王朝文明的发祥地。进入80年代，随着中原地区之外一次次重大考古发现，“中原中心论”的观念也一次次受到考古实证的质疑。在1986年第四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张光直第一次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他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到进入三代文明之前，中国的文明进展是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相互作用远超于中原地区的中心作用。

1986年反山遗址发掘现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

同样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逐渐明确为六大相对稳定的文化区系，它们在中国的上古时代，都各成一体，在时间的纵向坐标轴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序列，但彼此之间又有密切交往和链接；严文明也提出其“多重花瓣说”，他指出中原地区好比花朵的中心，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则像层层花瓣一样共同延续着，但与苏秉琦不同的是，严文明提出的模式虽然也关注周边地区文化的形成和相互作用，但仍强调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领导作用。

总而言之，80年代各地考古的重大发现，让“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逐渐成为共识。

玉器时代

回过头来再看，傅斯年的“东西说”是最初的多元论，虽然这样一分为二的方式已经稍显简单，但在当下，它却提供了一个复杂局面下的直接视角。东平原与西高地有一个重要区别——有玉器和无玉器，玉器就像是那条平汉铁路，将高地与低地分开，虽然东部诸地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但以玉为纽带，可以找到彼此之间很多相似性和关联。

2021年，本刊曾以中国考古百年为引，做了一期重走仰韶遗址的封面。我们采用和以往做考古封面类似的方法，前往重要的考古现场，进行实地的采访和考察，试图将最新的考古进程与过去的认知、研究关联起来，还原出一个更生动的仰韶时代。在这样的设想下，我们几位记者以仰韶时代为时间轴线，以黄河中上游流域为地理上的重走路线，分别前往河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这几个仰韶遗址分布最多且最重要的省份，去探寻这些地区在仰韶时代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西高地”的区域。

这一次，我们把视线投向东边，去探访与仰韶文化同时代的东部低地。那么，玉器就成了串联东部遗址时不可替代的媒介。

牛河梁（左）和凌家滩（右）墓葬中随葬的玉人。出土地点相距千里，但深度相似，同样双腿弯曲，双臂回收，双手放在两肩，双目紧闭，凝神进入致幻状态，与神灵沟通。

自北而南，首先是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命名地在如今的赤峰红山后，不过，它分布范围很广，横跨内蒙古东部、吉林、辽宁、河北，遗址点也很多，散落在辽西地区几条大河的周边，这是中国东北出现的第一个复杂社会。为人熟知的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一种是“C形龙”，另一种是玉猪龙。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红山文化并不是中国用玉的起点，但在红山，玉脱离了单纯的物质性，它们不再是普通的装饰物，而是有精神性和宗教性的物件，红山的宗教正是一种沟通天地的萨满式原始宗教。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大约同时，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在长江流域出现，前者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后者则在现在的上海青浦。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凌家滩的面貌与红山最接近，其繁盛时期也与红山晚期的时间段有所重合，凌家滩人与红山人都将玉器用于宗教仪式中，他们有相似的玉人、玉蝉，还有龙和猪的形象。一些特殊玉器的形制也与红山极为相近，比如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器型很奇特，是一个中间挖空的玉筒，一头是平底，一头是斜口，这个东西在红山发现了很多，而且几乎只有红山有，但在凌家滩的新发现中，也有三件，比红山的略扁圆一些，有一种推断是巫师占卜时用的签筒。种种迹象表明，在凌家滩的阶段，红山对长江下游的影响是强势的。

今年凌家滩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城址和大型环壕的探索成为凌家滩考古新的关注点。一直以来，红山对凌家滩的影响在考古材料中有充分的体现，而反过来，是否有相应的反作用、如何作用、玉的使用是如何一步步南下生根的，这些问题在未来或许会有新的考量。

凌家滩文化总分布面积仅四五千平方千米，核心区只有以凌家滩为中心、半径二十多千米的一千多平方千米范围

与凌家滩相近的崧泽文化，也有玉器出现，但却不像前两者那样，玉器蕴含着特殊的宇宙观和宗教力量，成为沟通天地的某种圣物，在崧泽，玉器的使用更加世俗化，多是装饰所用。此外，在崧泽文化最重要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更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成套出现的陶器，意味着世俗和丧葬中的宴饮之礼，已经具备后来青铜礼器的雏形。

被誉为“崧泽王”的M90 大墓发掘现场（张家港博物馆 供图）

红山、凌家滩、崧泽文化都是活跃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人类聚落，还包括玉器文化并不发达的大汶口和大溪文化，前者在山东，后者位于鄂西，以及“西高地”仰韶，这些史前文化都繁荣于距今约6000年到5300年的时间段，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灿烂的转折期”，文明形成的进程开始加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并出现了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类目分工；社会出现明显阶级分化，出现王权，有些地方神权更胜，有些地方则是军权更胜；人口更加集中，且显著增多，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出现，这意味着高等级权力有能力支配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大型建设。

崧泽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1. 崧泽，2. 东山村，3. 青城墩，4. 茅山，5. 小兜里，6. 窑墩，7. 南河浜，8. 邱城，9. 姚家圈，10. 福泉山，11. 澄湖，12. 姜里，13. 薛城，14. 南楼，15. 徐家湾，16. 青墩

所有这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表现，似乎都在蓄力，指向早期国家的诞生，也就是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直到约5300年前，良渚文明诞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是崧泽文化的范围，一般认为，良渚人群的主体是崧泽先民，但其信仰肯定是延续了凌家滩，良渚的社会上层，可能来自凌家滩。良渚的先民正是从凌家滩而来，崧泽文化也对良渚的形成影响很大。

良渚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都表明良渚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玉器到了良渚这里，已发展到史前炉火纯青的阶段，良渚的宗教与红山和凌家滩一脉相承，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把兽面纹看作萨满通天的形象，琮是贯通天地的法器。

良渚博物院还原的良渚高等级墓葬陪葬品，其中玉礼器众多（黄宇 摄）

正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所说，“玉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元件”，在这一期的封面里，我们想以玉器为线索，把东部的诸文化串联在一起，讲述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国大地上的另一面。

讨论玉器时代，最终还是在讨论文明起源的本质，王权、阶级、礼制、地域观念、宗教信仰都是形成文明过程中的一环。每一件玉器的背后，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问题，它的生产依赖于一个有等级分化的大型聚落，这个聚落到达什么程度才有能力规模化生产玉器？为什么是玉器？我们带着疑问上路，从北往南分别踏访红山、凌家滩、崧泽和良渚的考古现场。

良渚文化发展出一套代表权力与信仰的玉礼器制度（黄宇 摄）

几千年前，这些地方的面貌差异不大，而如今，它们却因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完全不同。红山的遗址点最多，也非常分散，赤峰市下属的几个旗都收藏有各自的红山文物，要想都看一遍，得跑上几天，在东北与内蒙古苍茫的大地上，每个遗址点之间，都有一段几小时的车程。再看另一头的良渚，位于杭州西北市郊，如今的良渚是杭州充满生气的文艺活动发生地，良渚文化也与年轻人群的城市文化融为一体。在通往每一个考古遗址现场的路上，都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交错的错位感，这便是考古的魅力之一，一直在路上，在田野里，在千百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中穿梭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