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化传播的“最大公约数”：如何找到文化共鸣的共通点？

中国艺术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现场指导观众制作景泰蓝饰品。新华社发

人们在南非开普敦参加第二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比赛。新华社发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编者按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需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当前，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还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探索尝试。即日起，本版推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栏目，反映业界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专家学者们的良谋善策、真知灼见。

文化国际传播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传而不通”“各说各话”，甚至“自娱自乐”之类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传播效果不佳的难题该如何解决？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为国际传播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怎样的国际传播才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国际传播效果如何要看受众接受效果如何

在长期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我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民族歌曲《好一朵茉莉花》等作品，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其中，《好一朵茉莉花》因“旋律优美，东方韵味浓郁”而深受西方人的喜爱，成为国际上知名度最高、传唱度最广的中国歌曲之一。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的国际传播，被认为是道德金律而受到普遍认可，这8个大字至今还被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

这些已经取得较好传播效果的国际传播案例表明，成功的传播，都是由传播者和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国际传播的效果如何，要看域外受众的接受效果如何，也可以说要看受众接受度如何。心理学认为，“接受”主要是指因喜爱而接纳外界人和事物的一种行为心理，其核心是对价值、理念、文化、审美等的认同。所以，好的接受效果取决于传受双方较大程度的认同。

以《红楼梦》为例——在其早期域外传播中，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最初西方人选择翻译《红楼梦》中很小的段落，用来做学习中文的语言课本；二是后来一百多年的节译本选择的几乎全是《红楼梦》中的爱情段落。前者说明，文化的国际传播开始多是缘于接受者的“直接实用”；后者说明，爱情等生命故事是人们的“共同话题”。“实用”与“共同”，是文化国际传播中接受方认同的必然表现。

后来，多种语言的全译本《红楼梦》陆续出现，其中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闵福德翁婿的英译本最为著名。杨译本是国内公认的“极佳”的译本，但它与霍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差距明显：包括购书网站的读者留言、大学教材引用、图书馆馆藏在内的诸多具体数据表明，英语受众对杨译本的接受程度，明显低于霍译本……认真研究其原因，对我们理解“认同”“受众接受度”在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会有很大启示。比如，《红楼梦》的“楼”的翻译，是接近“高楼大厦”意义的“楼”（Mansions），还是接近“少女闺房”的“楼”（Chamber）？不同的选择隐喻着《红楼梦》不同的思想主旨。结果，杨译本书名选择了前者，霍译本书名为避免直译导致误读，而翻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再比如两译著对《红楼梦》中“红”的处理，杨译本基本以“Red”（红）直译，而霍译本多以“Green”（绿）意译，因为英语的“红”远没有中文的“红”那么多的引申意义。中文的“红”是一种象征，它有时代表春天，有时代表青春，有时代表好运或繁荣；而在英文中，“红”除了代表青年们玫瑰色的脸和朱红色的嘴唇以外，没有那么多的含义。所以，为了方便英语受众接受，中文的“红”，在霍译本里被翻译成了具有相近含义的“绿”。这涉及不同文化习惯所带来的异域受众的接受习惯与认同……进一步说，它们都涉及了数百年来我国文化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异质性差异（文化传统等）难题。

《红楼梦》域外传播的几个现象说明，在域外受众千差万别的“接受偏好”中取其“最大公约数”的做法，就可能较大程度地实现传受双方的“认同”，就可能达到较好的接受效果。

以共情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交流互鉴

三年前“云南大象北迁”的新闻传播，为我们诠释了如何以共情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交流互鉴。2021年5月末，15头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大象一路“悠闲北迁”。这群憨态可掬的大象在全球“圈粉”无数，国内媒体与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追踪报道，上演了一幕近乎“全球直播”的既可爱又具有惊奇感的“连续剧”——这群大象一路“北游”，一路“逛吃”。所到之处，人们为它们准备了充足的食物，一路投喂。相关各地还疏散了沿途民众，封闭了相关街区，为大象让路……这个报道引起了域外受众的广泛关注，收获了一片赞扬。从传播学角度说，这无疑是一次“自主传播”与“他者传播”同频共振的成功的国际传播；从传播效果讲，域外受众对我国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和表现赞赏有加。

一场偶发的自然事件，何以成了一个国际传播的成功案例？分析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因为当今世界，人们对保护生态文明这个“理念”有着广泛的认同；二是因为它以“共情”的方式，讲了一个所有人共同感兴趣的“故事”，通过传受双方的情感共鸣实现了认同与互鉴。

从《红楼梦》与“云南大象北迁”的国际传播看，它们都很好地把握了以共情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交流互鉴的要求，把传播文本内容的“共同性”与形式的“共通性”做了有机的结合，所以才有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逻辑是：以思想价值的“共同性”和审美价值的“共通性”为依据，从“人”出发，以“共情”的方式“讲好故事”“传递理念”，进而达到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目的。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融合，因融合而发展。在万物互联的当下，文化国际传播要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就要改变我们以往比较习惯的“我说你听”“我传你受”的传播方式。同时，虽然当今世界传播技术、手段日新月异，但媒介形式的再大进步也不能改变文化传播的目的和规律——成功的文化国际传播必须坚持“内容为王”，摒弃“技术为王”“流量为王”“算法为王”等模糊认识和做法，充分关注“人类的共同性”和“审美的共通性”，努力寻找并把握传受双方价值、理念、文化、审美等方面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最大程度地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作者：孙德宏 王杉，分别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