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瑰宝：黄金权杖上的古蜀文字

核心提示：民间收藏錾刻10个古蜀文字的黄金权杖，不仅是古蜀国最高政治人物或宗教首领掌管最高权力的象征，而且是四五千年前的古蜀文字的珍贵载体，可谓绝世珍宝。

一，开头的话

1986年7月30日凌晨2点30分，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签和毛刷清理时，突然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中露了出来，不久，出现一枚象征古代蜀王王权的黄金权杖。早晨5点过，广汉县委、县政府在接到这一重要报告后，立即派出36名武警战士到现场维持秩序。随后，一根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的黄金权杖破土而出。

仔细观察，黄金权杖以较厚的金箔包卷而成，上端有一段长约46厘米的三组雕饰图案出现。上两组图案相同：上方对鱼，下方对鸟，鸟颈和鱼首均压有一支羽箭；最下一组刻有两个笑容可掬的人头，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博冠、耳悬三角形坠子。之后，考古部门对外公布，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古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2013年8月19日，广汉三星堆黄金权杖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其实，早在1998年前，四川民间就有黄金权杖露面。

图（1）古蜀金杖上的王冠人头纹饰

笔者看见的这根金杖，长150厘米，直径2.6厘米，重626克（含部分碳化物）。根据黄金权杖的长度和直径计算，其金皮的展开面积约为1000 多平方厘米。如此之大的金皮，又锤揲得如此平整、伸展，说明古蜀先民对黄金的延展性和物理性能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除了锤揲技术外，民间古蜀文化黄金权杖还综合使用了包卷、模压、焊接等深加工技艺。从金杖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洁度分析，当时可能还运用了表面砑光工艺。

因為为年代久远，金皮里面的木杖虽然完整，可是已經碳化。收藏者将黄金权杖的金皮取样，送到国土资源部西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等研究机构，进行金器元素组成分析，表明权杖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专家分析认为，权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木杖为梓木，其特点是容易干燥，无翘曲和开裂现象，尺寸性稳定，耐腐性强，抗蚁蛀，切削容易，切面光滑，纹理通直，花纹美观，是我国历代用材最广的优良木材之一。 木杖两端已经碳化，取样经美国迈阿密贝塔分析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检测，其年代为距今4860—4825年。

这一根外观完好的权杖，不仅是古蜀国政治人物或宗教首领掌管最高权力的象征，向人们昭示持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而且是四五千年前古蜀文字的珍贵载体。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收藏古蜀文化黄金权杖距鱼尾 50 厘米处，镌刻 10 个古蜀文字。这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发现，因而堪称我国最大长度的远古金器绝世珍宝。

二，古代西南地区流行使用权杖的习俗

我们知道，人类与树木结缘，可以上溯到以树木为生的灵长类动物，从那时起，树木的形象如同基因一样，深深地印在了人类的脑海里。当类人猿从树上爬行下来，开始了漫长的陆地行走，所倚仗的工具除了手边的石头，可能更多的就是一根树枝。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树枝逐渐经过加工变成了木棍。人们用木棍驱赶野兽，挖掘地下可食用的植物块茎；用木棍作为手中的另一个支点，走出泥泞，登上高山。最后，当人们垂垂老矣，步履蹒跚的时候，木棍又成为支撑他们站立行走的拐杖。由此看来，人类使用木棍的历史，就是一部从猿到人并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

图（2）古蜀金器上的箭纹饰

据考证，木棍由工具变成权杖，至少经历了十几万年。就是这样一根人类不可或缺的棍形物，在社会生活中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功能，即在某种社会背景下，被人们称 为权杖。它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向民众宣示权力的最高来源，并演变成统治阶级代表权力的最高象征之物。查阅史书，我国古代也有关于权杖的记载。例如，庄子有“亲权者不能以人柄”的说法。《说文》曰：“杖，持也。”说明杖本是一种人类用来辅助行走的生活用具。史前良渚文化古墓中，曾经出土过用来显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玉杖首。在西北地区也曾发现过与埃及极为相似的权杖头，经测定，距今已有5500年的历史。距今2000余年史料记载中，也有皇帝赐杖给老臣的惯例。

《礼记》中就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的记载。在西南地区，流行使用权杖的习俗，从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时期，一直延续到西汉。已知西南地区出土的杖，包括金杖、铜杖、木杖、藤杖。杖从形制上分为杖首和杖身两个部分，杖首一般铸有或雕刻有立体的人、兽、禽、鱼等动物造型。铜杖身基本呈中空圆棍形，下端为镦。木杖身则以实心木棍为主，少数杖身上镌刻有精美的图案。

2001年，四川凉山考古队发掘老龙头遗址，出土的器物包括数量庞大的各类兵器，十分鲜见的宗教法器，以及独特的乐器、名目繁多的装饰品，各形各式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多数以大型兵器为主，比如剑、戈、钺、刀、矛、戟、矛、盾等。随着蛇蛙铜俎、三女背水铜杖首、铜蛇尾杖、羊首杖等文物的露面，从而证明古蜀国时期，古蜀先民已经使用权杖。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铜杖首很多。据介绍，仅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就不下50件。其中既有铜鸡和铜鸟，也有牛、鹿、兔、鹰、鸳鸯和孔雀等。

古蜀时期，哪些人群是杖的使用者呢？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一是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小立人通高19.6厘米，身着短袍，头戴一道帽沿饰有十三道芒饰的帽圈，脑后垂辫发三股，腰间系带，正面腰带上斜插短杖。双臂上下前伸，左臂屈肘于胸前，右臂上举至颈下，两只手指尖相扣，双拳中空。

图（3）古蜀金杖上的钩喙鸟纹饰

二是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神坛上的四位持杖立人。立人手持异型长杖，头顶神山，山上矗立一顶神殿，足踏由神兽托负的大地。根据三星堆神坛所反映的古蜀宗教文化分析，这四位立人应该是四位具有支撑天地神通的神巫。三是云南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一件“纳贡”贮贝器上，一组四人群塑。专家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与研究：“前首二人皆挽长形髻直贴于脑后，头顶髻上叠带为饰，并以窄带系于颌下。

第一人短须，着短窄称身之衣，窄袖长过手，窄裤长至足背。衣上有半圆形纹饰，裤上饰斜方块纹。右手持杖；左带长剑，剑以带负于右肩。第二人须长过腹，服装于前一人，惟上衣饰斜方格纹，裤饰半圆形纹，亦佩长剑持杖。此二人应为酋长或邑君之类……”

文献记载，蜀杖，是古蜀政治宗教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西南地区的其它民族的用杖习俗，是受古蜀国用杖习俗的影响。用杖习俗是古蜀宗教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疆土广阔，多民族聚居，而要长期稳定地解决多民族之间的问题，必须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和强有力的精神控制工具。所以，杖的使用者，是掌握世俗、宗教、军事等权力的统治者，即一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并拥有很高社会身份的部落上层人物，如国王、部落酋长、邑君、巫师人等。

三，权杖传入古蜀国的路线

一直以来，很多专家都赞同“古代中国无权杖”的说法。古蜀金杖的出现，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埃及，那个历史比中国更为古老的国度。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高原、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的西亚和埃及，5000多年前就出现权杖。它们的杖首或杖身上部饰有图案。权杖头多为梨形或球形，并采用玉石、青铜、玉髓、玻璃和彩陶等多种材质。而以时间长度分析，以死海东岸的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 Mishmar）洞穴窖藏为最古旧的代表。在该洞穴密室发现了400多件砷铜（Arsenic bronze）制品，其中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权杖头。它们带有手柄、部分呈十字造型，有的还加入动物的圆雕造型，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这一年代足以证明，西亚可能就是全球权杖原型的发祥地。

古埃及从西亚吸纳了权杖原型之后，成为权杖“产量”最高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500-3050年的前王朝，各种石质权杖头就普遍涌现。埃及权杖还大量出现于壁画、浮雕和印章上。其中著名的是展示国王或勇士手持权杖敲击被俘的敌人的场面，如Hierakopolis的前王朝壁画、以及Narmer调色板等。

图（4）黄金权杖上錾刻的古蜀文字

图坦卡蒙法老（Tutan khamun）墓内发现的鎏金雕像高190厘米，手持金色权杖，俨然是国王的三维写真，向人们昭示埃及人对于权力的无限渴慕。此后，权杖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进入中亚和新疆，又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我国甘肃地区。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44号墓发现玉石权杖，在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据专家研究认为，1987年夏，在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发掘的一件玉石权杖，与公元前2500 年的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的白色权杖头极为相似。 甘肃玉门火烧沟所出四羊首权杖头造型，跟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Tli）墓地出土的一件铸有5枚瘤状凸钮的权杖头十分相似。

中国西部的圆形和梨形玉石权杖头，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施塔河谷（Sintashta Valley）的安德罗诺沃（Anderonovo）文化遗址出土的权杖头高度相似。再说2003年，考古人员在四川营盘山遗址展开正式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窑址等各种遗迹，和一处大型类似于广场的遗迹，证明在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已经是一处大型中心聚落。

图（5）古蜀金杖上錾刻的鱼纹饰

随着更多考古调查展开，茂县、松潘等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相继发现了波西遗址、沙乌都遗址等大小几十处遗址。而考古人员发现，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彩陶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特点，这种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的彩陶文化，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此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的郫县古城等8座古城，全部采用的是斜坡堆筑法建成，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城墙建筑技术非常相似。不仅如此，成都高山古城遗址在发掘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用于装饰的绳纹、刻划纹等纹饰，便带有长江中游出土器物的风格特征。

从成都营盘山遗址、宝墩遗址分别受到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文化影响来看，古蜀文明极可能就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同时，勾勒出一部分古蜀先民的迁移轨迹：他们最初从甘肃进入四川岷江流域周边的山地建立聚落，之后逐渐从周边的高山地带向成都平原腹心迁移。

从四川盆地青铜时代的古蜀国一系列古城遗址可以看出，古蜀国都城的迁移或消失与洪水灾害有关。考古发掘已经证明这些早期城市的城墙，具有防洪功能，古城也有被洪水袭击的痕迹。如新津宝墩古城，古城城垣长约1000米，宽660米，城内面积66万平方米。城垣为堆土拍打构成，城垣宽阔，边坡平缓。临近岷江干流或山溪河流的古城都有被洪水袭击的浪迹。崇州芒城山溪河流从城北自西而东穿过，遗留的城垣明显有洪水冲过的痕迹。

公元前12-7世纪的成都金沙遗址和公元前5世纪的成都十二桥遗址，同样毁于洪水。这些遗址，证实了古蜀先民进入农耕文明时期后，持续不断地向平原腹心地带迁徙，既与河流依存又与洪水抗争的历史。

图（6）民间收藏古蜀金杖上錾刻的山形纹饰

古蜀国后期已经远离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中部，在既靠近水源，洪水威胁又较少的地方，进入了与中原文明融合的转折期。考古人员在成都方池街古河道左岸一侧，发现了用鹅卵石砌筑的堤埂，石埂剖面形状大致都呈椭圆形，部分石埂上部被破坏，但下部埂脚埋入地层，仍呈圆弧状，卵石紧紧相挤，体现了使用竹笼装鹅卵石防洪的特点。竹笼堤防工程反映出古蜀国的政治中心进入成都平原后，文明进程大大地加速。古蜀先民不仅适应了平原的自然环境，而且可以在有洪水的情形下仍然维持定居生活。

考古发掘的实物表明，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桥是古蜀文化的中心区域，它们可能是与中原殷商同时期古蜀国的前后两个都城，人口至少都在24000个以上。及至杜宇时期，古蜀国占据西南大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南至金沙江，西接岷山，东邻乌江。史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域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苑囿。”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玉垒山、峨眉山之间的成都平原。该区域四围有群山阻隔，其间有水源丰沛的江河，有畜牧的山地。古蜀国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之中少有战争袭扰，才有数百年王朝的更迭，并汲取不同地域的文化智慧，筛选利用，最终催生出灿烂辉煌的古蜀文化。

四，古蜀文化并不孤立

古蜀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文化，它与世界其它的古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著名的古巴比仑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就刻有太阳神授与汉谟拉比权杖的场面。古埃及的法老雕刻石像，则多表现为手握权杖的形象，且有若干杖的实物出土。埃及的权杖也分为长短两种，都有将杖首做整体的人物造型的风格。相似的是印度的权杖，也有立体的整体人物造型的杖首。另外，兽头形杖首与在伊拉克乌尔出土的欧贝德文化石质羊头杖首，风格比较接近。

在权杖上刻绘图案，是古代近东权杖的显著特征之一。古蜀与西南地区的权杖也有这种风格。因而，古蜀文明很可能是混血文明，古蜀黄金权杖是古蜀王国的神性器具，介入了中国人的早期宗教生活，吸纳了西亚、印伊、殷商以及至今无法知晓的文化原型。

古蜀国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虽然戴着相同的面具，却有着不同的发饰与冠饰，表明他们是一些信奉同一宗教的不同民族，至少反映出当时的西南诸民族的上层，在形式上接受了古蜀国的宗教。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古蜀宗教的重要形式——使用黄金权杖的习俗，也就一并被他们所接受。古蜀黄金权杖图案中有两个人头像，其中一个人头像位于两箭中间的下部；另一人头像被分成两半，位于中间人头像的两侧，当金皮卷成圆柱形时，便可合成一个人头像。两个人头像 都睁着大眼，张开嘴巴，呈喜悦态或欢歌状，也许是进行祭祀的女巫的写照。

图（7）古蜀金杖上錾刻的鸟头纹饰

此话是否言之有理，暂不评说。也有人说，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古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是能够上天入地，往返于人、神之间的使者。鸟代表当时的部 落旗号，古蜀国历史上柏灌、鱼凫、杜宇三个族群均以鸟为图腾。

古蜀黄金权杖上的鱼，是古蜀先民在冬天奉献于已故先王神庙案桌之上的鱼，与一般所论的捕鱼之凫，即“鱼凫”中的“鱼”并无直接联系。所以，可以由此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即在古蜀黄金权杖上展示的鸟所代表的部族之前，其族群可能有二位先王统治过古蜀地域。如果古蜀黄金权杖上的鸟与“柏灌”可关联的话，那么，黄金权杖上的鸟,应当是代表柏灌族群的部落旗号。

同时，古蜀黄金权杖的出现，说明宗教是古蜀国用来维系其政权的主要手段，古蜀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由于最高宗教和世俗权力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代表最高权力的黄金权杖也只能是极其少数，不可能遍地开花，谁都可以持有。古蜀金杖，使我们在迷离中看见权杖上留下的图案，人头，以王者形象造型，鱼和鸟，既是上天入海的通神之物，又隐喻了蜀王鱼凫的名字，具有政权和神权的绝对威仪。代表着王权的权杖，是整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珍宝，谁拥有了它，谁就拥有了控制国家的能力和合法性。以权杖代表王朝出使外国，称为节杖，使者手执的一柄权杖，是王者和国家权利。直到今天，我们还沿袭称各国大使为使节。

五，黄金权杖镌刻十个古蜀文字

人类不造字，万古如长夜。古人创造出来的一个个方块汉字，垒起了我们的文化长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才能够在空间、时间上传留。成都民间收藏爱好者，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收藏了不少于 2000 件有古蜀文字的器物。在金牙璋、金叶、竹简、树皮、蚌壳、鳖壳、蛤壳、龟 壳、牛骨及动物牙齿上，均有古蜀文字出现。

图（8）黄金权杖上錾刻的古蜀文字

这种有文字的多种载体的发现，说明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生 活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环境中，才有条件采集各种载体 材料，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记录重大的历史事实和事件。在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上，不仅有 1000 多个文字出现，而且还有炼铁、打铁、打兵器、犁田、筑城墙、做陶器、祭祀等图案。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古蜀国在政治、军事、民俗等方面的全貌。更为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块玉版上的文字累积起来就像是一本书，旁边还打了孔，可装订成册。

由于古蜀文字是古蜀国王室用于祭祀、占卜、记事而刻写的文字。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了太多古蜀先民生产、生活中的沟通、记录乃至发展、延伸的重要使命。经观察，古蜀文化黄金权杖上镌刻的 10 个古蜀文字，与考古学文献中报道的竹简最大不同之点是，它上面的文字是用用双钩法錾刻的古蜀文字，而不是用毛笔所写。古蜀文化黄金权杖上的 10 个古蜀文字，与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的体系、风格、形态基本一致。

图（9）古蜀金杖上錾刻的王冠人头纹饰

古蜀文化黄金权杖上的文字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在它之前，至少经历了相当长的由雏形到成熟的逐渐演变过程。可以肯定，在古蜀国的早期阶段不会是只有 一种文字，各个种族群发展演进时，可能会有各自的言语体系。但是，在演化过 程中，互相同化、融合，最终以一种统一归化的体系出现，供各种群体共同使用。

现在，镌刻10 个古蜀文字的黄金权杖浮出水面，又增添一个古蜀国就有十分成熟的文字的例证。为我们首度打开一个领略以金器为载体的文字发展的神秘空间，使得中国文字在时间、空间、科技、与心灵之间显现、延展，碰撞出一个五彩斑斓的文字发展脉络，还原了一个曾经鼎盛强大的古蜀国时代。同时，也为古蜀文字在金器上的展现，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早有据可循的文字实物，为学人研究古蜀文字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和帮助。

结束语

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都有相似性。例如，对神树的崇拜、天文学中二十八星宿的定义等。同样的，对于权杖的使用，也是一种世界认同的文化。在欧洲文化中，由于神权和王权常常是一体的。权杖在埃及、罗马等地不仅代表了执掌者的身份和权力，同时体现了宗教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古蜀国出土的权杖和西方的权杖非常相似，不仅代表了王权，也是神权的象征。与权杖有关的若干文化因素，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蜀国集中出现，隐约透露出了三地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联系。而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权杖在时代上，要早于中国西南地区。所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权杖，很可能是古蜀文化黄金权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