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艺术巨匠的传奇人生

06-22

吴昌硕像

吴昌硕（1844.8.1—1927.11.29），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汉族，浙江湖州人。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2024年是吴昌硕先生诞辰180周年，我们特别整理了“四艺精绝的一代巨匠”系列评论文章，本期刊发第一辑，带领大家深入地领略这位海派艺术大家的风采。

一

吴昌硕在中国近代艺坛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诞生在中国近代史包括艺术史来说都是严峻的时代，一个历经巨变，风云壮阔的时代，一个需要巨匠而且涌现着巨匠的时代。他的出现，带给了艺术史以新的活跃的生命和息吹，改变了金石、书、画已有的内涵和形式，在中国艺术再度纳入国际的东西方的大循环中他投入了不倦的热情和助力。他从某一个侧面改变了他的时代。他不是一个早慧型的画家，然而以他坚韧的“苦铁”精神，攀登上了近代画史尤其是文人画史的遥峰，留下了“晚翠”的灿烂业绩。我们不会知道，如果没有吴昌硕，中国近代画史，将是何等景况。

吴昌硕《枇杷图轴》

154cm×82cm

二

吴昌硕于1844年9月12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初一）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这是浙西北与安徽接壤的一处小山村。我们从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吴昌硕怎么会诞生在那里？而且饶有兴味的是，我所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三巨匠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都来自溪山深处。吴昌硕曾亦庄亦谐地自称“一耕夫来自田间”，其味大可咀嚼。吴氏始迁祖吴瑾于南宋高宗南渡时，建炎元年（1127年）由江苏淮安迁至浙西鄣吴村，“不欲居都会，孥舟泛苕水，曲折寻其源”，在深山中，“乐其风土，遂家焉”。（吴昌硕《吴氏列祖诸传》）鄣吴村属汉代之古鄣郡，其地山川幽美，古意横陈。鄣吴之势，水接西苕溪，经梅溪北过湖州而入太湖，其山南接西天目山主峰，幽秀之至。唐诗有“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之赞美。其地由递铺（安吉）东出幽岭，可抵杭州，或由独松关直入余杭县境（为广德至临安之皖浙驿路，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鄣吴村四周多汉墓群，为良渚文化之故地，受古太湖文化所孕育。远古可追溯到古防风国，为原始森林，翠竹遍地，“古田家在古防风”（吴昌硕自题）。鄣吴溪边和村口过去皆为参天古树，林木翳日，鸥鹭盘旋，百鸟翔集。故鄣吴又有“半日村”之称。溪南有玉华山（吴昌硕称为“青黄一色秋深时望之，益见峥嵘之态”），与村后金华山遥对，故清代诗人王显承赞为“天金华双峰峙流水落花出晚江”。吴昌硕就出生于村中的一处明式古屋，门对西南，后境楼窗扉间可一监金玉双峰，向被称为“双龙抢珠”之处。吴昌硕是吴氏始迁祖第二十二世孙，他就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传统文化和溪山深秀所孕育，加之近代风云际会，蕴于一体，而终于成就一代巨匠。

吴昌硕《富贵神仙》

107cm×42cm

吴昌硕一生从磨难中出。特别是他早年，17岁时（1860年）遭逢太平军进军杭州，过鄣吴村境与清兵以及村民频于交战，吴昌硕避兵逃往村南山里的石苍坞，帮工打杂，后来逃到安徽交界的深山中，每以野果、草根、树皮、观音粉之类充食，过着“纵饭亦充泥”的流亡生活。五年后，乱定返回鄣吴村，一家九口只剩父子二人，而全村一片焦土，“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人”（《别芜园》）。幸好吴昌硕在此生还之中，设若他也在亡者之列，则中国近代画史又将如何呢？所以吴昌硕的存在于其必然性中又有相当的偶然。他的这段流亡生涯，与任伯年同时且有些相似。不过任伯年22岁避兵逃亡中一度曾陷入太平军，充当呐喊之旗手，还有一段兵旅生活经验。所以，任伯年比吴昌硕多了一层豪情，而吴昌硕却较任伯年更多一份韧性。吴昌硕原名“俊”，又名“俊卿”，初字“香补”、“芗圃”，并有一个颇具戏谑幽默意味的小名“乡阿姐”，因为避难石苍坞遂号“苍石”，或为“昌石”、“昌硕”、“苍硕”、“仓硕”。22岁（1865年）后与父亲辛甲住在安城，开垦芜园，因此前后共经历近十年的躬耕生涯，其间不倦于金石篆刻，因号“苦铁”、“苦铁道人”。1872年始离开芜园去江浙游历，以刻印谋生，因号“五湖印丐”。

吴昌硕篆刻释文：苦铁

1882年（壬午四月）友人金俯将赠以得之古圹的古缶，“了无文字，朴陋可喜”，因以为号“缶庐”，或“老缶”、“缶道人”。后来在苏沪期间，为怀念芜园的生活，又自号“芜青亭长”（1882年）、“破荷亭长”（1895年）、“破荷道人”，在上海于役任佐贰小官，又自嘲为“酸寒尉”（1888年），长年过着“饥看天”的生活，“生计仗笔现，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侯，割爱时卖书”。（吴昌硕自题《饥看天图》）到了1899年11月，由里丁保元之保举，吴昌硕得仕江苏安东县令，因无意官场，不善逢迎到任一日即辞职，因"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二印明志。直到晚年，69岁(1912年)才正式用“旨顶”之字，并刻有“吴昌硕士子岁以字行”之印。晚岁因耳重听，故又号“大聋”、“聋”、“聋道人”又因只有三根痣须，遂又号“无须老人”,“无须吴”。以上从他的字号的更变就可深深感受到吴硕悲凉慷慨、砥砺弥坚的艺术生涯和美学性格。吴昌硕一生饱经时世，确有一种苍凉壮硕之气，深怀一种忧思意识，喜作苦调悲语。诗文书画，每多孕发于早年之生活苦境，而透过这一层心胸，特别到晚年，则又是豪情快语，是谐趣妙言，是人生的历练，是睿智的自如。

吴昌硕《贵寿多福》

137cm×68cm

除了坎坷平生之一面，吴昌硕在艺术道路上又一个显著的特点，体现在他自己直捷的一语中，即所谓“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他与一般画家不同，走的是文先于画的文人画一路，但又不同于青藤、白阳、八大山人、石涛诸文人画家的艺术之途。他独辟蹊径，他的艺术是金石（篆刻）——书(石鼓文)——诗——画独特的发展，最后相与生发，将诗书画印四者一冶熔之。“予耆古砖，绌于资，不能多得，得辄琢为砚，且镌铭焉。既而学篆，于篆耆猎碣。既而学画，于画耆青滕、雪个。”（《缶庐别存》自序）吴昌硕于金石篆刻似有宿好，童子时代即喜刻古砖汉砚，奏刀砉砉，虽遭塾师严禁，仍隐于牖下无人处弄石不止。至青年芜园时期，吴昌硕已颇得个中妙谛，最早的自编印谱为1869年《朴巢印存》，尔后又有《苍石斋篆印》(1874年)、《齐云馆印谱》（1877年）、《篆云轩印存》（1879年），继则又更名为《削觚庐印存》（1879年）)，以后又不断地增补。其中甘苦、情操寄托一皆发抒于那首著名的七言古风《刻印》（1879年）中。“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这与石涛所题“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其意一脉相承。这首诗所表现的大家风范呼之欲出，宜其有“自我作古空群雄”之不可遏止的心胸。诗中蕴蓄的美学理想为吴昌硕艺术发展的趋向作了有力的定位。

吴昌硕《花卉八条屏》

136cm×33cm×8

吴昌硕所谓“三十始学诗”，是一种认真的说法，就诗而论，是吴氏的祖业，吴昌硕的祖父吴渊和父亲辛甲皆为前清举人，分别著有《天目山房诗稿》、《半日村诗稿》。更上溯至明代中叶，吴氏一门出现了“父子叔侄四进士”的繁华盛世（吴瑾始迁祖之九世孙吴龙、吴麟兄弟及吴麟之子吴维狱、吴维京兄弟俱中进士，史上传为佳话）。吴维狱（字峻伯）有《天目山斋岁编》诗集，而其子吴稼澄（字翁晋）又为官，并有《玄盖副草》诗集传世。（按：玄盖者，天目山也）。吴昌硕真堪称世代书香门第，诗文传家了，唯至其父祖辈已趋破落而已。故吴昌硕之于诗较之金石与书画似有夙慧，不过所学稍晚。现存最早的诗集为《红木瓜馆初草》，是同光之交（1874～1875年）31岁左右之作，凡五十六题六十五首，由芜园时期友人六泉山人朱正初所评。继则有手抄本《元盖寓庐偶存》诗集两种（1882年、1887年），而至光绪癸巳（1893年）才刻版《缶庐诗》和《缶庐别存》。吴昌硕正式学诗受到早年师友金铁老(名树本)的深刻影响，二人订交于1874年，铁老精鉴古器，善诗，“劝我学游还学诗，谓不知诗负游屐”(《哭铁老先生》)。其年吴昌硕31岁，正是“三十始学诗”之来由，与现存诗稿相印证也是确切的。吴昌硕一生于诗可谓全身心投入并付以巨大精力，他真可谓是苦吟派，类孟郊、贾岛，而神韵功力又在王维、杜甫之间，善五言长诗，更工七言古调，硬语古致，历落嵌崎，“奇情喷薄出至性”（谭复堂《缶庐集》序），一代名家，为时所重。吴昌硕自己对其诗也颇为自得和自负，在《赠内》一首中有“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之自咏，寄情淡泊而饶有深味。从其手订的《缶庐润格》(1920年)中，将题诗与四尺花卉整幅同价，也可见他对诗的看重了。

吴昌硕《花卉十册页》

28cm×42cm×10

至于学画，吴昌硕较之学诗更晚了，“五十始学画”，也是言之有据，并非简单的谦虚。道家的“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或如兵法的“欲擒故纵”，也许与此同理。其学画晚，而其准备含茹却最多最充分，其“不学之学”正为学而后学筑基，前后融注一气。胡公寿见到吴昌硕曾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任伯年在座即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山也跟着说：“画不从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三家对吴昌硕的学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内质和导向，颇耐寻味。结合上文吴昌硕的生平和艺术道路的背景，对其画学源流及其诸特点可作进一步之探究。